1、“苏维埃夫妇”在关岭被捕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曾任福建省委书记。1933年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批判。

谢小梅（1913-2006）：福建龙岩人，15岁参加革命，罗明妻子。二人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里为数不多的一对“苏维埃夫妇”。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罗明和中央党校学员100余人被编入了中央后勤纵队，该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由于罗明仍戴着“罗明路线”的帽子，他被分配在后勤纵队当联络员，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

谢小梅被分配在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干部休养连是一个特殊连队，全连有300多人，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还有受伤的红军师团级以上干部。在长征途中，谢小梅和李坚真、邓六金、钟月林、吴富莲等姐妹们全靠步行行军，同时，还肩负宣传、救护伤员、收容掉队人员等工作。

刚生完小孩十几天的谢小梅，身体十分虚弱，走路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又患有贫血症，经常头晕。组织上要求她走在行军队伍的后面，收容掉队队员。

一次，因为没有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谢小梅被一位支部领导批评“无组织无纪律”，还提出要处分她，当时谢小梅感到特别委屈。后来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出面，他说：“小梅等几个女同志，一路上都是全凭自己的双脚行军，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们还做了大量工作，真是很了不起。小梅仅仅是走得快一点，有啥错？”

遵义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干部陆续被起用。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还派胡耀邦任地方工作部秘书。在二渡赤水后娄山关战斗中，红军攻占娄山关冲到山顶时，罗明带着地方工作部的同志，也很快赶到山顶，一路上做救护伤员的工作，并对伤员和担架队员做好宣传慰问工作。

突然，指挥部发出防空警报，大家都紧急疏散隐蔽。罗明和胡耀邦见路上满地是红绿标语纸、油罐子和伤员丢掉的东西，目标很大，容易暴露指挥机关，他们就冒着生命危险，赶紧收拾山顶大路上的杂物和各色的标语纸张。到敌机飞来投弹时，两人才就地卧下。

敌机在山顶大路上投了3枚炸弹，炸弹爆炸，弹片四射，罗明和胡耀邦都被弹片射中。弹片击伤了罗明的手和大腿，伤至动脉，流血较多，医疗队用担架把他抬下山。胡耀邦大腿也受了伤，因为缺乏担架，只得自己缓缓步行，在下山路上遇见肖月华和廖似光两位大姐，她们把运被盖（被子）的小驴让给了胡耀邦骑上。罗明经傅连璋医生救治，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开刀取出了弹片。

红军四渡赤水后，行进至黔西北盘江的时候，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和罗明谈话，要他和谢小梅一起留在贵州。陈云对罗明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

一开始，罗明表示愿意坚持随军行动，保证不会掉队和努力完成工作任务。陈云又说：“中央已经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

陈云特别说，朱祺留贵阳搞工运工作，罗明、谢小梅夫妇在市郊搞农运，由朱祺领导，一切路费、经费都由他掌握分配，还有一个川籍老人带路。

罗明心里起初十分不舍。他觉得在这残酷的形势下，红军队伍刚刚在毛泽东领导下打了几个胜仗，形势有所好转。离开红军队伍，必然会九死一生，而且“罗明路线”还没有给予平反。再加上朱祺在反“罗明路线”时表现得特别积极，现在要与他合作，在他领导下工作，心里确实有些顾虑。

但是，听到陈云同志说是任务时，罗明便表示接受组织的决定。

谢小梅起初也不理解，她问罗明：“这是为什么？”罗明就一句话：“这是组织决定，是工作需要。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条件再艰苦，也要坚决服从，努力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就这样，罗明、谢小梅夫妇告别了生死与共的红军长征队伍。鉴于当时的环境和接受任务的性质，他们没有向战友们告别，秘密地离开长征队伍，开始了更艰难、崎岖、坎坷的两个人的“长征”。

罗明、谢小梅夫妇一行4人，与长征大部队分手后，向贵阳方向进发，一支小部队护送他们过了北盘江的浮桥。他们化装成老百姓赶路，到了关岭县城门，哨兵一听口音觉得可疑，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当晚，监狱法官提审朱祺，不久他安然回到牢房。后来得以证实，朱祺用钱买通了法官。

朱祺离开前，罗明曾向他要活动经费和与当地党组织联系的方式，但他不给，说是到贵阳后再想办法见面，他会在路上做暗号。带路的川籍老人也跟着走了。后来敌人又提审罗明，他坚持讲自己是和朱祺合伙做生意的，没有露出破绽。被关了十天左右，赶上关岭换县长要清理监犯，罗明、谢小梅夫妇才得以侥幸出狱。

从关岭到贵阳，罗明、谢小梅夫妇步行了两天半，每天走七八十里。他们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夜宿不进城，途中没钱就靠卖衣服换铜钱买糍粑吃。

到了贵阳后，谢小梅到保长家当了佣人，罗明先在公安局当清道夫，后因怕暴露身份又调到了消防队。当消防员每天要挑几十担水，还要参加训练，磨难了三个多月，父亲肺病复发吐血。

之后，罗明、谢小梅夫妇经广西、广东、香港辗转到了上海。 (南方杂志，罗小玲（罗明女儿）回忆，有删改。)

2、一张布告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长征文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布告长71厘米、宽50.4厘米。

这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是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印制的，是党和红军宣传政治主张和方针的重要文献。

它用贵州白皮纸石印而成，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待少数民族、工人、农民、商人以及白军士兵的各项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纪律与任务；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自动打土豪分田地”、“收缴一切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踊跃“报名当红军”等等。

关于这张布告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935年4月，红军长征来到贵州关岭板袍村。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布依族人家的小山村。除了一位50多岁的老人杨登凤外，其他村民由于听信敌人的谣言，都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通过与红军接触，看到红军严守纪律，杨登凤老人相信“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不但帮助部队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还向乡亲们宣传红军。红军离开板袍村后，杨登凤老人悄悄将布告藏在墙缝中，后又用油纸包好转移到屋顶的瓦沟中。虽然后来地主和国民党军队曾以杀头相威胁，逼迫老人交出布告，但老人始终不吐露布告的位置，几经周折，终于将这张珍贵布告保存下来。（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