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块“哑板”银元

（图文无关）

红军长征在赤水县境时，我（老乡李长贵）才二十几岁，当时有个红军(后来知道他是洪排长)来找我带路，我一口答应。

刚到三块石梁子边，我就被洪排长猛一推，接着听到“乓”的一声枪响，洪排长倒在了我身边。我见他晕了，赶紧把他背下山来。

洪排长转醒后，问：“老乡，你伤着没有?”

我赶紧回答：“没有，没有。红军哥哥，谢谢你救了我。”他摇摇手，表示不要谢。我问：“红军哥哥，伤着哪点啦，快看看。”

他慢慢地用手从胸前左边的衣袋摸出一块花钱。这块钱，中间被打了一个窝。他很感慨地说：“啊?是这块花钱救了我的命啊。”

我赶忙给他解开衣服，看到左边胸脯肿起碗口大坨。这时，外面进来一个年轻红军看见洪排长胸前伤势，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难道那一枪没有打着你吗？”

洪排长笑笑说：“打着啦，幸好有这块护身符，要不，就见阎王啦。”那个红军接过花钱，看见花钱被达成了一个翘宝的样子，又用手指卡住花钱边缘，另一只手轻轻地在花钱的边上弹了一下。一听，没有响声，就问：“排长，怎么是块哑板呀!”

“对，就因为是块哑板，才救了我的命，若是一块真的花钱，我就活不成了。”接着，洪排长说出了哑板银元的来历。

今年腊月间，洪排长他们路过遵义董公寺时，看见个老太婆在路边哭得很伤心，一打听，原来老太婆养了一头肥猪，被二十五军的猴儿兵吃了不给钱。她找到他们长官评理，最后只拿到一块花钱。后来，老太婆拿着花钱去买米。米行说她用假钱，不仅不卖米给她，还让人抓她坐牢。幸好当时在场的乡亲们说好话，才放她回来。听完老太婆的哭诉，洪排长动情地将身上仅有的两块“袁大头”银元送给了老人家。她千恩万谢，把这块假花钱送给洪排长作纪念。（摘自赤水市博物馆）

2、 小红军刘红发

红军大部队一渡赤水转移撤离丙安后，三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互相搀扶着，艰难追赶大部队。

两个年龄大点的重伤员对不到十五岁，正在感冒发烧的小红军说：“小易你也病了，赶快去追大部队吧，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小易拒绝了，说指导员让我留下来就是照顾好你们的，无论死活，我们都要在一起。

他们三人在大山里一边躲避敌人的搜捕，一边养伤。可惜因缺医无药，两位伤员相继去世，小易在老乡的帮助下掩埋了战友的遗体下山。此时，小易全身毒疮，身体也很虚弱，多方打听，没法找到大部队。走投无路之下，山坳上的刘二爷收留了小易，用热牛尿给他洗毒疮，又请来医生给他治病。平时言语不多，见活就干的小易，大伙都很喜欢他。

一天，丙安当地的哥老会龙头大爷郗仁永，看上了勤快麻利的小易，把他留在身边做了团防队的小号兵。

过了几天，赤水城里来了几个人，说是来抓一个小共匪。郗老先生和来人斗智斗勇，对着看热闹的乡邻们说：

“共产党要来时，他们说共产党是红头发，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大伙来评评理，这样小的娃儿，杀鸡都怕，敢杀人吗？”

大伙听了都哄然大笑。城里来人不肯轻易罢休，郗老先生继续说：

“我不敢说他是共匪，也不敢说他不是，等他在我这里留上一年半载，如果他没长红头发，就不是共匪。如果他长出了红头发，他就是共匪，你们要杀要剐都行。怕记不住，从现在起，我们就把这娃改叫刘红发吧。”

来人一看郗老先生和乡亲们如此护着，只好顺水推舟说了几句面子上的话离去。

郗老先生的儿子也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刘红发成了好朋友，教他识字看书，参加了不少地下组织在丙安一带的活动。1949年6月，刘红发和郗老先生的儿子一起加入了共产党，8月，刘红发被任命为第一支部宣传委员。解放后，小红军刘红发被调到城里工作。退休后，晚年安详去世。

3、赤水巾帼红军情

刘男参军

当年红军来到丙安后，很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红军将丙安街上智字旗袍哥的穷苦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丙滩河运工人工会，挑选十多个年轻人，组建工人自卫队，推选查树发为队长，给自卫队10多支枪和几百发子弹，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两天后，红军要走了。查树发给红军找挑夫时，带来了两个青年男女找朱主任（朱瑞），说到：“他两人都要参加红军，我做不了主，只好带来找你。”

朱主任看了一看说：“男的可以，女的不行。”原来，他俩是流浪到丙安后常驻下来的孤儿，吃千家饭长大。男的叫曾世林，23岁；女的叫刘男，19岁。多年来他俩寄人篱下，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去年乡亲们撮合他俩结为夫妻。听了红军的宣传，和红军接触了几天后，夫妻俩决心参加红军。

刘男得知红军只招男兵后，着急的不得了，便来找红军首长说情。被朱主任婉拒后，她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好，力气大，急忙拦下扛着一捆楠竹从身旁走过的汉子，敏捷地把200来斤的楠竹扛在肩上，快步走到沟坝的料场里。一旁老乡都为她鼓掌喝彩，朱主任见她脸不红，气不喘，简直看呆了。忙说：

“好一个巾帼女将啊！你太了不起了！我们欢迎你！你去后勤运输连报到吧，就说我朱瑞同意的。”

黄明珍和散落红军排长喜结连理

青杠坡战斗后，无法随大部队转移的伤员都被安置在了老百姓家。元厚场不远的半山腰上，有位叫黄志良的老乡家里，也安置了两位伤员。其中一位伤势比较轻的红军，趁黄志良一家不注意，偷偷跑出来追赶大部队时，被乡保长杀害了。黄家人心理非常难过和自责，为了更加安全，便把另一位重伤员从家里转移到附近的山洞里，按时给他送吃送药。

这个伤员叫邓友春，江西人，在部队里是个排长。邓友春的伤在膝盖上，虽然好了，但走路一瘸一拐，难以追赶大部队。只好留在元厚，邓友春有个裁缝的手艺，慢慢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邓老乡是个好裁缝！”找他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

黄志良的女儿黄明珍，年满20岁，漂亮善良，爱憎分明。看到自己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红军，自然对红军充满了崇敬之情。在后来共同的劳动里、生活中，两个年轻人逐渐有了好感。邓友春便主动央人做媒求婚，黄家全家支持，黄明珍也是自然愿意。

1938年，本来相隔千里一生不可能相遇的邓友春和黄明珍，因为长征而相识并走在一起。小两口住在黄家，一个在外做裁缝养家糊口，一个在家里做家务活，相敬如宾。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留下一儿半女。

“红嫂”聂永珍

土城青杠坡战斗结束后，红军决定于29日从土城、元厚两个渡口一渡赤水转移，重伤员留下来找老百姓掩护医治。

家住元厚沙陀附近的年轻媳妇聂永珍家，也送来一个红军排长，身上多处受伤，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来。聂永珍只有17岁，机灵活泼，乐善好施。聂永珍夫妇早就知道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所以当红军伤员送来后，他们夫妻俩马上把伤员藏在家里唯一的一张草席床上。

一天下午，国民党伪保长黄少成来到聂永珍家，追问家中有无红军，又命令团丁搜查。聂永珍夫妇早就把红军排长藏在了柴草堆里，眼看团丁要去捅柴草堆，聂永珍急中生智，进厨房故意把挂在楼檐上的腊肉戳下来掉在地板上，团丁都跑去抢腊肉。聂永珍又机智地喊道，刚才看见一个人影从屋后跑过去了。伪保长立即带着团丁向夜幕中追去。

晚上，聂永珍夫妇把伤员转移到屋外的旧炭窑里。每天晚上聂永珍做好饭后，由丈夫黄善文送去饮食和茶水，以免被人发觉。

聂永珍的父亲聂洪全是百里范围的草药名医，她回娘家向父亲说明情况，聂洪全立刻跟着女儿回到沙沱，为红军伤员诊治，在聂永珍一家悉心照料下，红军排长恢复得很好。二十余天后就能走路了，惦记着要回部队。聂永珍推好豆面、炒好包谷，做成干粮，让红军换上丈夫的衣服，由丈夫袁善文带路，送他到四川省古蔺县境内，找到了部队。

红军排长十分感激聂永珍一家，临行给她们留下一把雨伞作纪念，说他们一定要回来！

解放后，聂永珍勤俭自强，成为村民表率，享有“红嫂”的誉称。2002年11月4日，84岁的聂永珍因病逝。

两个不怕事的女人

红9军团到达石堡乡之前，伪乡长何有夫，就开始敲锣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十分可怕，让大家上山躲“共匪”。石堡街上有两个出了名不怕事的女人：袁正杰和陈冯氏。她们两个头一歪说，老娘今天就是不走，看“共匪”来了会把我们怎么样！

当红军来到石堡寺街上，看到只有两位中年妇女在街上，便上前与她们搭话，并要求她们给红军带路。两人感觉红军说话有道理，讲礼貌，使人感觉可亲、可信，便答应带路。她俩带领红军到达马滩黄桷树，军团首长罗炳辉叫大伙休息，在树下一块大石板上摊开地图工作起来，通讯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首长后，罗炳辉非常高兴，拿出一张纸条，用铅笔划上“0-0”符号，并交代二人，回去的路上碰到红军队伍，就将纸条交给红军大部队。

两人返回石堡寺后，伪乡长本要向这两位大胆女人问罪，结果，反被两位刚经历了大世面的“女侠”劈头盖脑反问得哑口无言。

(马滩黄桷树，现在叫红军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