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重提：《一个草根的长征》01——

【长征档案】

长征前夕

（1931年1月—1934年10月10日）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推行。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瑞金，使“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了进一步贯彻。

1933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之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100万大军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以50万军队首先“围剿”中央红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

1933年10月，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十分依赖和支持这位洋顾问，奉之为“太上皇”。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三人团”。

1934年7月6日晚，以红七军组成的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担负起“调敌”的重任。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线突破，开始西征，为主力红军的突围“探路”。

1934年10月中旬，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领导下，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之可能被扼杀。经过近十个月的反“围剿”作战，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宁都、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区域，“左”倾冒险主义者不得不做出放弃中央苏区的决定，向湘西战略转移。

【今日长征】

《辞职了，背上行囊去长征!》

“走路去长征？”

“自费？”

“而且还要辞职？”

“你疯了！”

“你是吃饱了撑的！”

“你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

2004年7、8月间，酷暑里的武汉，和“地狱”没什么区别，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度日如度年。而对处在这个季节里的我来说，比“火炉”的炎热更难受的是，当我说出要花费一年时间，辞职后自费徒步去走长征时，周围的亲人和朋友听后，非常不理解的反应了。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知道要想走出第一步，难度会相当大。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的家人做思想工作，他们的态度决定着我能否顺利上路。

我专程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向年老体迈的父母去做解释。父亲已经72岁，母亲也快70岁了，他们的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敢告诉他们我要走长征的真相，只是说我要去出差，估计需要很长时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亲解释，干脆什么也不说，和他们一起呆了一个月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又返回武汉。

这时，我结婚才一年多，妻子是个很普通的打工者，而且工作不稳定。我知道，她是不会理解我的这个“怪异”选择，但我相信她是真的爱我。很早以前，我就开始了对她的说服工作，最后她十分艰难地同意了。

我的几个哥哥和嫂子对我非常好，极力阻拦我不要去受这个苦，后来看到我决心已定，实在没有办法，也就保持了沉默。

在我上路后，之前反对我的亲人们，都成了我坚实的后盾。

我辞职前，在一家私营企业跑销售，应该说还算过得去。如果不去走这次长征，我常常可以利用工作的便利，去各地饱览风光。我完全可以和别人一样，在武汉按揭买套房子，然后按部就班地生活着。那个私营企业的老板，当然不会同意我这个打工仔，请假一年时间，冒险去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所以我只有辞职走人。

虽然我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作为经费，但我一直希望有企业赞助和媒体参与，将这次活动搞得大一些。

我写出去的求助信，全都石沉大海，媒体更不会在意我一个无名草根的一相情愿。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是多么地“天真”！

我天天在四处碰壁，我的信念和意志在每天经受着冲击，但我不能放弃。在每天太阳没有升起时，我便开始跑步锻炼身体，从鲁巷跑步到武汉植物园，再一直跑到东湖边上的梅园，然后再原路跑回来。

这时，我很意外地，从网上找到了两个和我一样的“另类”，他们都发出了要走长征的信息，一个是宜昌的退伍军人，一个是在天津上学的大学生。

我连忙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最后，我们三人走到了一起，而且成立了一个组织，在宜昌搞了几天的集训。但上路不久，由于许多原因，这个组织却很早就不存在了。我不但因此被迫中止了和湖北当时最大的门户网站“荆楚网”的联系，而且也为我后来的一路长征，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到底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

有三个原因，促使我踏上了这条路。

从主观上来说，这一决定，决非是一时的冲动。我从小就梦想长大以后游览祖国河山，因此，在心中一直想寻找一条比较有意义的路线去“远足”。其目的，自然不是模仿或者追赶类似探险活动的潮流，而是借此向自我挑战，磨练自我，改变今天的自己。

直到1999年的某一天，偶然看到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写的《红军长征追踪》，这是一本描写长征胜利50年来变化的书。我被作者的亲历所见，深深地震撼了！

长征路，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路，这确实是最适合我初衷的路。

“长征”，如同一颗种子，开始在心里萌芽，然后疯狂地成长。当时我就想出发，并且拟订了“新世纪的新长征”计划，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只好搁浅。我于是下定决心，边上班挣钱准备资金，边搜集整理有关介绍长征的资料。

在长征出发70周年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再不能等下去了。于是，在2004年5月，我绝然辞职离开了工作有4年之久的单位，并为我的长征开始做准备。我相信就算我今天不走，将来肯定会有人去走，因为这是一条意义非凡的特殊之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徒步重走长征，有更大的客观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的战役，已经拉开帷幕，摘掉扣在西部人民头上的“贫穷与落后”的帽子就是目标。而长征途径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和陕西等省份，都在西部大开发之列。当年革命前辈足迹所到的湘江两岸，是否依然悲凉萧杀？赤水之畔，金沙江旁，泸定桥头……今天会是什么样子？雪山、草地到底如何地艰难？沿途本就偏远，落后与贫穷相伴的老百姓，为了长征的胜利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承受了战争的洗礼之后，今天他们的生活如何？有那些资源可待开发与利用？能够客观、全面地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今日长征”，这也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有永不过时的客观历史意义！这就是体验、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通过长征，饱经苦难的国人逐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经历了无数的血的教训，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代价之后，通过无数次艰难的斗争，伟大的先烈们积累了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这就是“长征精神”！

在日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过去的许多东西逐渐被遗忘，许多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在改变，这一切令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个社会。在这样的时刻，讨论长征，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无法理解的落伍。

我们这些所谓的“后来人”，没有理由去忘记为我们栽树的“前人”，忘记他们所创造和拥有的财富，而应当去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因此，我相信，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会认同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的重要意义，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的这一行动。

我把长征看作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许多东西。这里颁发的文凭，也是因人而异的，从这个学校毕业后，每个人都能拿到独一无二的文凭。

后来，走在路上时，有位朋友总结了这样一句话：

“长征知人生，人生是长征”。

此话精辟！

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才能令自己经受特殊的考验和磨练，才能更深层地感悟人生。在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同时，让自己得到灵魂深处的自由。只要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出发前夕，我给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白：

《希望》

我希望

用笨拙的笔和丑陋的镜头

寻找七十年前他们留下的足迹

记录七十年来历史的真实变迁

感知一种震撼人类的精神

透视一个即将腾飞的大西部

我希望

超越自己

得到一种灵魂深处的自由

我希望

认识你

路上的朋友！

2004年10月15日19时30分，在武昌火车站，我穿着迷彩服，背着迷彩包，全副武装地挥手告别亲人，踏上了开往江西赣州的火车。当天的《楚天都市报》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刊登了我离开武汉的消息。

16日中午时分，我途经赣州转车后，下午抵达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