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红军”
在郧西县档案馆有一份镇馆之宝——当年红军留下来的传单“什么是红军”。郧西县庙川虎头岩的刘立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整整46年后，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党，并仔细讲述了保存传单的艰难经过：
“我家住郧西庙川虎头岩。民国二十四年正月十四那天,突然来了许多队上下驻扎几十里。听说是红军。他们不拉夫,不派款,处处为穷人办事。当天得到通知叫第二天到泗峡口去开大会,路程有20多里。
我爱人李玉才,当时15岁,比我小一岁,从小是个苦命人。第二天清早他着干粮去参加大会。一路上红军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大会一开罢,他就报名参加红国发了一支枪,拨到特务队里当兵:先后在大小新川、虎坪老林一带打过仗,不人当了副班长。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因母病重,家里带信叫他请病假回来。在部队走时,连部发给他一张红纸印的传单,缝在衣裳扁里,偷偷带回来。他再三嘱附我说。“这是一件宝贵的东西,千万保存好,任何人都不要知道”。我打开一看,是一张比升子口大一点的长方形红纸,印有黑字,开头有五个胶扣子大的字,后面有10多行密密麻麻的小字,我偷偷的摺好。一天夜晚,全家人都睡熟了,我把它细心地夹在一本家谱里,藏在一间漆黑屋的墙台子上,用木板严严实实地盖好。从这以后,心里一直不安静，每当我从这间屋楼下经过时,总要把它暗暗地瞄一眼,一发现有人,我连忙打个叉子,走开了,装着没事的样子。
红军一天天走远了,地方的保甲长、乡练又开始抬头,出来闹事,母亲的病没有好,李玉才没有归队,但也不敢在家存身,每天在深山老林,石崖洞躲藏着,不敢见人世,我每天装着寻野菜,砍柴禾,给他送饭吃,他衣服挂得柳刮柳,头发长几寸长，也不敢回家一次。地方上的保甲长、乡练等,一连几次到我家来搜查。当时团总艾光清专门派人来向我要“手续”,说我是“红匪婆”,反一耳巴子,顺一耳巴子,打得我头晕眼花。乡练有一个叫黄祥军的,是有钱的人,是我的亲表哥,老指望他给我打个掩护,说句好话,谁知他比别人更厉害。还有一次陕西龙家河来了许多乡练,说要血洗虎头崖,到处撵得鸡飞狗上墙。我心想:这个传单可能保不住了,我不识字,不知道红纸上写的啥意思,但我知道是红军发的,只要有一口气在,打死我也不给他们。结果把这件事给掩护过了。至今,这张传单,我保存了46年,虽然一角被雨水淋湿,毁了点色,但经过千辛万苦,总算保存下来了。我常想: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穷人总有出头的一天,有红军在,我们穷人总是有望的。1947年冬我们的希望达到了,穷人真正见了青天。现在,我把这传单从墙台上木檩子缝里拿出来,交给党,算我为革命作点贡献。”（1981年采访，1985年整理。《鲜活的记忆——郧西县革命战争故事汇编》）
《什么是红军》原文如下：
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
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贫民、士兵出身，所以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红军里面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加入到红军中来。
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红军一到哪里，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缴租，不还高利贷。
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八九十万人，活动在十几个省，大部分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2、 “红军老祖”
（当年筹集修建“红军老祖”庙的石匠张宗伯。郧西庙川郭家沟人，1959年摄）
在红25军离开郧西继续长征后，敌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留下来打游击的红军老战士们，带领群众走、躲、斗。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他们,各级区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部队紧密配合,转移伤病员,坚壁物资,领导人民转入“地下”斗争。
在五、六路游击师活动的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县交界一带还流传着“红军老祖”的故事：
那是红25军西征北上后不久,六路游击师来到了郧西县的郭家沟,正在吃早饭时,敌人“清剿”部队一个连和郧西县民团武装300多人攻来,敌众我寡,六路游击师和部分群众迅速撒退。退到旬阳县九龙山佛爷庙时,敌人紧紧追来。游击师领导决定,留下特务队高指导员带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战斗中,高指导员和一名班长壮烈牺牲。当地群众带着悲痛心情,把他们埋葬在碾子沟口,并在墓前立了一块“红军老祖”的石碑,借以纪念。敌人曾多次破坏“红军老祖”的坟墓,但是人民群众是压不服，禁不住的。在潘家河、火石沟、白河等地先后都出现了“红军老祖庙”,庙内塑有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脚蹬麻草鞋的红军战士座像。以此寄托对红军的怀念。
3、“苕娃”决心当红军
我家住郧西庙川虎头岩东面校场坝。全家9人,兄弟7个,住3间偏厦,只一间半屋大,种一石多稞地,不够吃,父亲给人板长年,我10岁就给我大伯放牛羊,15岁成为主要劳动力,一天砍十捆柴禾,从虎头岩背到二天门去卖,跑十多里,挣一吊钱，还难以糊口。一条穿了好几年的烂裤,只有几条筋,没有裤裆,顾了前头,顾不了后头感到像这样活在人世上真没味道。可又见到一些财主好家的娃儿们,穿长袍短褂，冬天是棉袄棉靴,头上述戴着“瓜壳帽”,我为什么连破烂也穿不上,连羞丑也顾不住呢?他们吃白米细面,大酒大肉,我连苞谷糊汤也喝不饱?心想,这世道太不公平了。就在这时,听说红军来了,许多人说红军就是好,他们打富济贫,买卖公道专门为穷人办好事。可红军到底是啥样呢?住哪里呢?谁也不知道
那年（1935年）农历5月14日,父亲叫我去锄苞谷草。为那些难以熬煎的苦日子,我边锄边想呀想呀,总是想不透,丢下锄头在地边睡起觉来,一下睡着了,突然父亲来检查,一见我在睡觉,气愤地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叫你于活,你却睡大觉”他拿起柳条把我浑身打得全是青埂。第三天父亲叫我排二升苞谷到瓦密铺去换绿豆种，突然遇到许多队伍,大都穿青蓝色衣服,有人说这就是红军。当我走到红军跟前时,鼓起勇气。心里一埂,脱口而出说:“老总,我想补个名子不知要不要?”与我答话的后来听说是个班长。他说:“好哇,我们欢迎。”当下,我把布袋向草窝一甩,就跟红军一块走了。接着给我换一套黑色便衣,裤腿长了点,挽了几道。班长说:“你所在的部队是250团一营三连三排三班”叫我当战士。当天开到大小新川，一路上，我第一次看到当官的和当兵的吃穿一样，待遇平等,感到奇怪。
家里不见我回去,到处打听,后听说我当了红军。父母亲冒着大雨,翻过湖北口,来到陕西茅坪,红军刚驻下,我脚上打了不少血泡。班长叫先睡在一户人家楼上休息。听到大门上有个妇女哭哭啼啼地说:“我来找我的儿呀,他到你们这当兵来了,我来找他回去!”我听后一直没做声。第二天清早,部队集合出发,我们排好队,母亲在列队空里一趟来一趟去地找,一个个地辩认,口里喃喃地说:“我要我的儿呀,我要我的苕娃(我的小名）呀!”当她走到我跟前时,我退到后面,走到我后面,我又站到前面,加上天不亮,她老人家一直没认出我,结果我被混过去了,始终没有找住我。
部队从茅坪向西翻山,走50多里,在一个小院子里刚驻下休息做饭吃,炊事员把饭挑到小院前道场边核桃树下,喊叫开饭,刚端碗,我母亲又来了,边哭边喊。“我要我的儿呀,我要我的苕娃呀!”这一下,我跑不掉了,她把我的腿死死抱住不放,我给她端饭不吃,给她五块银元也不要,一百个要我回去。她把我心哭软了,可又想到回去后又有啥办法呢?还不是照样过着“破裤裆,喝稀汤”的日子吗?这时,连长把我拉到一边问:“苕娃,你到底怎么办?”我说“下决心当红军,坚决不回”,连长把我肩膀一拍说:“好小子,有种的,就应该这样干”。（作者：姜贤发，郧西庙川虎头岩人，1935年参加红二十五军并长征，后曾参加过平型关大捷和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并立战功。解放后，曾任四川涪陵专署卫生科长，局长，离休前任涪陵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4、宁死不屈“丁先生”
丁敬礼，1895年出生于郧西县二天门(现湖北门回族乡虎头岩村)。家庭贫寒,仅有三间破烂石板房,两个半牛工的坡地。在六兄弟中排行老四,读过两年私塾。丁敬礼文字功底不厚,但勤学善写,习画练歌,操出一口好嗓门,一手漂亮字扬名深山。后又曾学唱道情,当地人便送他个“丁先生”的雅称。他成人立家之后,靠卖工、放牛、种地兼唱道情度日。
1935年9月,郧西县二天门区苏维埃宣传委员被捕,残遭酷刑,下肢双腿骨肉被刀一块地剥去,最后壮烈牺牲。
1935年1月19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郧西庙川区的大小新川,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捐、抗粮、抗丁、抗税、抗债)斗争。2月中旬,红军越过海拔1700多米的西大梁,进入二天门地区,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以刘世让为主席的二天门苏维埃政府,丁敬礼被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
此后，丁敬礼积极热情地投入革命斗争活动,他随同红军干部、战土爬山涉水走村串户,在黄泥沟、大座山、一天门、赵家河、虎头岩、小阳坡等地,都留有他的足迹。在不少农户墙壁上,都有他同红军一起书写的“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红军好”、“打富济贫救穷人”等标语口号。他还利用农家红白喜事请他帮忙的机会,充分发挥一技之长,邀合他的唱道伙伴们击板敲鼓,吹吹打打,运用新编的唱词宣传红军的主张,为创建根据地造声势,鼓人心。武装斗争、均地活动也都有丁敬礼参与。他曾会同杨宗元的抗捐队活捉了当地的“天王”财主李英洪和“剿共”总头子艾光清的侄儿艾经友等人,把这些人的家产、粮食分给穷人。1935年春节前夕,他为红军当向导,进烟袋山抄掳了堂兄丁敬满保长的家,缴获了不少布匹财物,杀了保长几头过年的大肥猪还配合六路游击师抄袭了“剿共”中队长丁敬堂的家产。一时搞得土豪地霸胆颤心惊,到处躲藏。扬眉吐气的穷苦百姓纷纷把年青的小伙子送去当红军,参加游击队。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奉命北上后,二天门等地仅留下游击师和地方游击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敌人开始疯狂反扑， 7月的一天,于敬礼同游击队及抗捐队在虎头岩附近活动,突遭丁敬堂“剿共”中队一百多人偷袭,抗捐队长杨宗元迎头拼杀,不幸辆牲。
虎口脱生的丁敬礼时东时西在鄂陕边躲了两个多月,后到陕西旬阳柏树沟的女儿家隐蔽。丁敬堂多次派人煞费苦心查访了几个月,终不见丁敬礼的踪影便同丁敬满一起凑了200元现洋捉拿丁敬礼。见钱眼开的二杆子吴昌海,看到有200元现洋,自告奋勇诱捕丁敬礼。
吴昌海九月初就开始假装自己丢了魂,声称只有丁先生才能治好病。他先托人打听捎信,然后亲自赶到柏树沟,好不容易见到丁先生,苦苦哀求先生积德,看邻居的面子,给其“治病”。善良的丁敬礼被诱骗到吴家后,吴一面暗示继儿刘喜娃以去买“香表、火纸”为名通风报信,一面蛮缠着丁敬礼留下吃夜饭。时隔片刻,丁敬堂便带领几十名兵卒扑进吴昌海家,抓捕了丁敬礼。当夜,丁敬礼被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次日又被吊在自家门前大树上,由匪徒王益和、王显洪等人用刀将他双腿皮肉一块一块的剥下,塞进他的口中,再扯出来喂狗。撕心裂肺的剧痛使丁敬礼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残无人性的匪徒们却哈哈大笑。丁敬礼的腿被刮成光骨头,惨不忍睹。之后,丁敬堂等人将奄奄一息的丁敬礼拖到丁姓老坟院,亲手杀害了丁敬礼。刚满40岁的丁敬礼壮烈牺牲。
5、 传奇“神枪手”
刘世让,郧西县二天门人。1902年12月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刘世让兄弟五人,他是长兄,当地人都叫他“刘老大”。他身材魁梧,体力过人,能打飞禽走兽,被人称为“神枪手”。
1935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十八),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从陕西镇安来到郧西县境内,驻扎在泗峡口、庙川、一二三天门一带。刘世让闻讯十分高兴,当天下午主动邀集了大座山贫苦农民丁家喜、祝兴合、吴自洪、徐元金、杨泽洪、杨泽旺、杨泽礼、丁祥昭等二十多人下山,在农民王亦坚家听一位姓吴的红军排长讲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
第二天,红军在二天门街前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讲了话。会上当场镇压了当地作恶多端的保长余世泽等人,为人民除了害。接着,成立了以刘世让为首的二天门苏维埃政府,还组建了“均地委员会”、“抗捐军”和“游击队”。红军大部队在这一带活动几天后,主力转移到其他地方,留下少数人配合二天门地区的工作。刘世让自担任二天门苏维埃政府主席、游击团长后,同红军战士一起,不分自天黑夜走村串户宣传组织群众,积极为贫苦农民服务。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打土豪分国地为中心内容的“五抗”运动,在二天门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斗争,二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庙川一带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粮食和其它果实,仅一二三天门地区就有一千多户贫苦农民分得粮食、衣物。土豪劣绅四处躲藏,心惊胆寒。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做了主人。
刘世让和红军吴排长领导的游击队,带着红军发给他们的二十多支步枪和自制的大刀长矛就地坚持游击斗争,经常出没在同龙、二天门、大座山、东川、上川、湖坪双岭、西沟口、槐树等地,寻机打击敌人,撵走了上川团总李和民的民团,沉重地打击“铲共义勇队”头子艾光清的四个中队,杀了敌中队长祝方进,还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了漫川、湖坪、老林、风凰嘴、蜀河等地的战斗。
1935年6月红军主力撤走后,敌我力量数倍悬殊,形势更加险恶。刘世让带领游击队90多人,转战到陕南一带,在周家河、莫家山等地与敌同旋。游击队一度发展到170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受到挫折。敌人抓不到刘世让后恼羞成怒，抓住了刘世让的父亲刘堂进,当下打断了一条腿,接着极其残忍地用菜刀砍下老人的头,挂在丁家坪的一棵柳树上“悬头示众”,把身子抛在荒坡上。刘世让的母亲躲在个山洞里,被保长李合银抓住,幸得丁家富等人救下,才未被李用刀捅死。
刘世让获悉父亲遭难,妻子出走,房屋被烧,十分悲愤。1936年12月,他带领几名游击队战土秘密返回家乡,找到当年的“拜把”兄弟姚德运(打铁出身,人称姚铁),分头找到当年的“抗捐队”、“游击队”战士,重新组织力量。没有武器,暗地里打了“鬼头刀”3把,梭标13根,伺机行动。
这时,敌人在二天门一带逞凶,家乡人民正在受难,联保主任祝方芝和县里派去的“罗师爷”在这一带拉夫派款,闹得鸡犬不宁,年轻人也逃跑在外,有家不敢归。1937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二),刘世让获悉祝方芝、“罗师爷”等人在保长陈圣仁家喝酒,酒后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刘立即带上游击队员将祝、罗两人砍死,为民除了两害。
祝罗两人被杀后,祝的老婆刘氏贼心不死,串通保长李英洪等策划为夫报仇。刘氏找到叛徒周英富,答应给“赏钱”200元,让周英富打进游击队,寻找机会杀害刘世让。密谋之后不几天,周英富找到刘世让,假惺惺地要求“归队”。刘同意将周英富收留在身边。
1937年4月23日,在周英富的怂恿下,刘世让被骗喝酒,酒后带着几分醉意到表兄杨泽和家里体息。周英富吆喝一伙暴徒随即尾随在后,埋伏在杨家周围。周偷偷溜进杨家,见刘世让已经熟睡,便从刘身上拔下手枪,对准刘连放两枪,接着李宗扬、李合宾、李合松等一伙被收买的喽罗冲了进去,用劈柴的斧子砍下了刘世让的头。刘世让为穷人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年仅35岁。他一家16口人有11人惨遭杀害，连一个2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
刘世让牺牲后,游击队的战士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仍然继续战斗。刘世让的患难兄弟姚德运得知刘世让惨死,决心为他报仇。1937年冬,姚德运带领游击队战士十余人,在付家河抓住了叛徒周英富,当即处决,为死去的游击团长、二天门区维埃政府主席刘世让报仇雪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