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诺尔布藏木带领红军走出祁连山
1937年4月上旬，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率领的西行支队1000多人翻过乌兰达坂，来到了肃北县的苏来考克赛。
当地的牧民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早就纷纷逃避到深山里去了，只剩诺尔布藏木、艾仁青、诺尔布别力等几户贫苦牧民。
红军到苏来考克赛后，战士们就地休息、起火做饭。一个名叫东那格的裕固族向导，领着一位红军首长来到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东那格用半通不通的蒙语对诺尔布藏木说:“不要怕，我们是从太平世界来的。”经过一番解释，诺尔布藏木才弄清楚来到这里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受尽艰难困苦，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想通过他接洽牧民购买牲畜，并请他给部队带路，走出祁连山。
诺尔布藏木听后，即刻答应尽全力帮助红军。他拿出自己的羊给红军宰杀，并且动员艾仁青、图傲仁等牧民群众为红军提供了二、三百只牲畜(包括羊、马、骆驼)。红军指战员经过长期的饥饿拆磨之后，在这里吃到了香味扑鼻的羊肉，穿上了羊皮做成的背心，由衷地感激诺尔布藏木等牧民群众对自己的援救之情。诺尔布藏木也因为“太平之师”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欣慰和激动。
随后，诺尔布藏木又带着红军从考克赛出发，经花儿地，硫磺矿，再沿疏勒河查干尔嘎斯，到达野马河谷，然后由大雪山西侧向北行，翻过龚岔大坂，大龚岔口到了石包城。
部队在石包城休整两天。在一连几天同红军干部战士的言谈交往中，诺尔布藏木进一步感到这支从“太平世界”来的部队真正是为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百姓打仗作战的。于是他又主动带领红军后勤人员向当地行商购买粮食、盐巴。红军战士在40多天的行军中第一次尝到了盐巴的咸味和青裸面的香味，纷纷向诺尔布藏木投来了感激、敬佩的目光。两天后，诺尔布藏木又带领西行支队从石包城经横八浪沟、楼楼山到了安西县的蘑菇台子。红军首长对诺尔布藏木说：“谢谢你！一连几天我们没出事(指和敌军遭遇）这全是你的功劳呀!”部队让他回去安顿家人，临行时又付给他三个元宝和3两5钱黄金，作为部队在考克赛时食用他及其他几户牧民群众牲畜的价款。并送给他一支7·9步枪和一匹大红马及返回时路上吃的口粮等，并一再叮咛他：“万万不可从来的路线回去，以免碰上后面追赶的国民党部队”。诺尔布藏木到家以后，对毛合尔和其它几户牧民说:“红军是非常好的人，你只把路指给他们，再就用不着管，他们把我这个带路的关照的非常好”。
1986年9月12日，原西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黄火青同志给酒泉地委党史办的一封信中写道:“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过了茶大坂(读音）到现在的硫磺矿之间一个地方，我们曾把一位蒙古族同胞的两三百只羊吃掉了。这个蒙古人还给我们带路，一直带到安西县境。前两年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诺尔布藏木，又名龙的格，居住在青海甘肃交界地区祁连山疏勒河上游过游牧生活的。他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并要求当地党和政府要对诺的遗属及其子女给予适当照顾，帮助解决困难。鉴于诺尔布藏木为西行支队带路有功加之本人于1969年4月病逝，我室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和关怀的意见，对生前赡养诺尔布藏木的次子达木秋及其子女给予了妥善安排照顾。首先于1989年10月向上级组织呈报了达木秋全家农转非的报告，经行署公安处1986年12日19日研究，以(86酒地公户第31号文批复，同意将达木秋及家属、子女一户5人，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并于1987年1月15日正式办理了转入手续；其次肃北县委、县人民政府依据我室的报告，于1987年3月11日以［1987］肃发12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对诺尔布藏木为红西路军左支队带路有功的嘉奖决定》，并奖励现金1000元；1989年I2月并给达的次子伊利特安置了工作，解决了就业问题。使他们一家对组织在政治上的关心、生活上的照顾感到满意。
2、廖永和肃北被营救
廖永和，男，1916年2月出生于安微省金寨县班竹园区关庙乡三和村的一户贫农家里。石窝分兵时，廖永和被编在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领导的西行支队，由于在倪家营子作战中廖永和右腿负伤，行动不便。虽拄着棍子勉强行走，但在攀越海拔4000至5000米的托勒南山时掉了队。
廖永和与其他战友共11人一起追赶部队。后来，二六八团机枪连的通讯员火娃子(即何延德)追了上来，这样由12个伤病员结成了寻找部队的战斗集体，廖被推为负责人。这个战斗集体，用烂毡破皮取暖，以野兽骨皮充饥，苦度数日，终于转出托勒南山，经青海天峻县木里进入疏勒河脑的苏来考克赛的一个岩洞里住了下来。
考克赛，是肃北县盐池湾部落牧民的春牧之地。廖永和一行12人来到考克赛的第二天，他们被一伙人包围，并发生了战斗，致使一个姓洪的指导员和一个班长当场牺牲，廖的左腿又被打断，枪支和东西都被来人抢走，廖因负伤满身血污，随身携带的20来块银元没有被抢走(当时干部是带钱的)，廖这次负伤后，一直昏迷8天方才苏醒。廖醒后，提出将他一人留下让别人去追赶部队，大家谁也不肯，最后决定留下何延德照顾他，其余8个人由廖永和指定一个当过护士长的胡传基带领去追赶部队。临走时，廖为他们每个人发给银元两块，战友们为廖、何二人拾来了铺垫的干草，备下了柴火和充饥野兽骨皮之后，互道保重，洒泪相别。
廖、何二人在山洞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寒夜，而由于营养不足，伤口始终末见好转，本来就瘦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廖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便对小何说：现在天热了，你走吧，我在这里等待，不能为了我而害了你。何延德说“营长，你往实处想，我不信天下的坏人比好人多，我一定等你伤好了一块儿走”。
五月的一天早晨，石洞外的草地上，走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稍懂汉语的蒙古族老大娘和她的一个十六岁的儿子。这位老大娘就是江西尼，她问廖：“你们共产党到这没有人的地方干啥来了？廖给她讲共产党、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经过约二个多小时的谈话，江西尼老大娘爽朗的说“即然你们是太平世界来的红军，打马步芳，为穷苦人办事，那你们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明天叫我儿子先给你们送来吃的，以后再想好办法出洞，我们走了后你们安心养伤吧!”。蒙古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使廖、何二人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有用喜悦的泪眼送老大娘同儿子远去。
翌日，江西尼老大娘，早早就叫儿子尼玛起来，给廖，何二人送去了一个皮子做成的马褡子。两头分别装着十来斤黄米和麦面，还有用毛巾包的约有近几斤的大木苏(盐巴)。廖，何二人得到米、面和盐，如同雪中遇到了炭火，河滩上的鱼儿得到了水。这样，廖永和和何延德又在石洞里坚持了二十多天，米面吃完后，廖仍然不能行走，就又捡骨头，兽皮过了两天。六月份的一天中午，廖永和坐在洞门之前，沐浴着阳光的温暖，回忆着山洞中的生活，盼望江西尼大娘的好主意，正在此时，忽听何延德惊叫:“他们来了”，便举目远望，只见江西尼老大娘的儿子尼玛和另外一个蒙古族青年(肖娃子)牵来了一匹马，来人下马后说:“叫你们久等了，现在你们两人就随我们到房子上走吧。”随即将廖永和驮到了江西尼的家中。老大娘在她家的蒙古包外边用烂毡子等搭成一个小棚子，铺了羊皮让廖住下，这时何延德被江西尼的哥哥马希领去给他家放羊。
廖永和刚到江西尼家时，被打穿的左腿流脓不止，心地善良的老大娘不但一日供三餐，还亲自为廖永和清洗伤口，按时换上被人们称为“加佳格林”的蒙医全普力和巴金尕（江西尼的侄婿)送来的外敷药。由于江西尼老人的精心调治护理，廖永和的伤口逐渐缩小，体质越来越好，过了两个多月，廖就可以拄着棍子行走了，并开始帮助她家放羊、干活。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1939年，廖随江西尼一家放牧到了盐池湾，后来又随她家离开肃北，西迁到青海省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1942年江西尼家由青海省的德令哈向北回牧考克赛时，廖永和则向南到巴音郭勒之地，从此离开了江西尼老人家。不久，廖永和跟青海的一位汉族老大爷在一块生活，并在巴音河边和一位“同病相怜”蒙古族姑娘格尼成了家。成家后廖永和以假名黄永和的名字在巴音河岸的土洞内、都兰寺的泥房间、德令哈的毡蓬里为人修鞋度日抚养子女等待解放。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共产党。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军解放了青海西宁。地处西宁西北千里之外的德令哈有人传说：“解放军把在西宁的马步芳匪徒打跑了”。廖永和想，打跑了马步芳的部队可能就是自己的队伍，总想找个机会到西宁看看，这时恰好有一奴隶主要到离西宁不远的塔尔寺去拜佛，廖抱着去见解放军的念头向他要求:“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去吧”。奴隶主同意后，廖永和一路风餐露宿，走了十九天终于来到了塔尔寺。塔尔寺在湟中县城不远处，廖趁奴隶主去寺拜佛之机，偷空进了湟中县城。当时湟中已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廖站在会场旁边，想听听讲些什么话。由于廖十多年不讲汉话，也听不到汉话，再加各地口音的差别，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出多少名堂，恍忽之间，见到了有镰刀和斧头图案的旗子，会后廖永和找到了县委书记尚志田，含着热泪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要求组织上给予收留，经好说歹说，尚志田将廖永和介绍到西宁找省军管会主任廖汉生。廖汉生也听不懂廖的话，找来翻译，廖用蒙语讲了自已的经历，但因没有证明人，廖又是蒙语蒙装，情况比较特殊，部队没有留廖。廖非常难过，临走恋恋不舍，噙着眼泪一步一回头，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这就活该我受苦。你们不要我，我回去当奴隶。”这段话廖说后，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和同情。第二天省上领导派人通知廖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学习期间，由于廖表现积极，立场坚定，于1950年3月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重新入了党。1950年5月，廖永和在长达八个月的训练班中结业后，被组织分配到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以后在德令哈县、都兰县任工委主任、县长、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工作了二十四年。1973年离休回原籍一安微省金寨县干休所安度晚年至今。
廖永和为报答江西尼老大娘等人的营救，于1969年从青海派人来肃北对江西尼老大娘的后人进行了慰问。为感谢何延德的热情关照，廖曾几次给我室来信给予代问，尤其是1992年9月7日廖来信询问何延德的近况如何？我们随即去信给予告知并向何转达了廖对他的问候。
3、何延德草原安下家
何延德，男，汉族，192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九店村一户贫农家中。曾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步兵连、机枪连当通讯员，转战在川康等地。长征中，何延德三过草地、雪山，历经千难万险。
西路军在祁连山石窝分兵后，何延德奉命护理在梨园口战斗中负伤的机枪连于连长，尾随西行支队前进。数日后，于连长不幸牺牲，何便独自沿着部队走过的路段前进，到疏勒河脑时，遇见了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负伤掉队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三营营长廖永和等11人，难友相遇，喜出望外。
1937年4月间，何、廖等12人在苏来考克赛岩洞里休息时，遇到数十名来路不明人的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两名同志不幸牲牺，廖永和的左腿又被敌枪**穿孔，其余人员被捆绑，袭击者抢走了枪支弹药后，何延德和其余幸存者互相松绑，将昏迷不醒的廖永和转移到另一个山洞隐居。八天后廖永和苏醒后，提出让其余的人先走，把他一个人留下，大家谁也不肯，最后决定留下年龄最小的何延德(当时称火娃子)护理廖，其余的同志由一护士长胡传基带领继续前进追赶部队。5月下旬的一天，何、廖二人被当地牧民江西尼发现，江派儿子尼玛将何廖二人接回家中，廖永和在江西尼家中养伤，何延德到江西尼的哥哥马希家干活，放羊。从此何就流落到肃北盐池湾地区。
1942年肃北盐池湾部落流徙安西边缘地带，何延德随即先给马希家放羊，后给安西桥子、踏实、布隆吉等地的地主放牧，养家糊口直到解放。
解放后，何延德在肃北草原安下家，和当地的蒙古族姑娘结婚。1952年2月，肃北自治区工委在建政时重新吸收何延德参加革命工作，并于1954年7月被吸收入了党。
何延德自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后，从1954年3月起，曾历任肃北县第六乡副乡长、红旗大队副大队长、马鬃山乡代理乡长、盐池湾乡副乡长，铬铁矿负责人、盐池湾公社副主任、县农机厂党支部副书记、县招待所所长等职务。曾数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
1984年5月4日酒地委组发(1984）58号文批复：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经地委研究，同意何延德同志离职休养，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改定到1945年9月2日。
现在，何延德耳闻目睹社会主义新牧区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形势和儿女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心情十分舒畅地正安度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4、杨英舒不忘旦旦恩
杨英舒，男，汉族，1918年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合庙乡。年仅15岁的杨英舒报名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机枪连当勤务兵。长征中杨英舒爬雪山，过草地，表现机智勇敢，得到了多次奖励。
1937年3月西路军在石窝分兵中，杨英舒被编在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领导的西行支队，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与敌周旋月余，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但是由于给养奇缺，加之杨英舒体弱瘦小，掉队后流落到肃北县疏勒河脑的考克赛一带。
1937年5月的一天，杨英舒被勤劳、善良的旦旦老人收留放牧，期间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眼目，她给杨英舒换上蒙族服装，并把汉名改为蒙古族名，叫称“藏加”。马步芳匪徒派人搜查时，旦旦老人把杨英舒领到山洞里藏下。搜查军走后，她把杨领到房子上教蒙古语，讲山区的生活及生产常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英舒的身体恢复较快，和旦旦家的感情也深了，就在旦旦老人家落了户。
1942年杨英舒随部落到安西边缘地带。因天灾人祸，蒙民的牲畜锐减，财产荡尽，生计无着，杨英舒便和爱人才地布(蒙古族)就给安西桥子于西夫等人家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活。
1949年9月28日安西解放后，杨英舒积极向组织申述自己的经历，并担任了安西县桥踏乡乡长兼民兵队长，带领蒙汉群众参加减租反霸、剿匪肃特，曾于1950年被安西县委对其给予奖励。1952年10月至1953年8月杨在安西县统战部当干事。后奉命带领桥踏乡蒙民群众来党城湾安家落户，在肃北蒙族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重建家园。1953年9月至1954年6月杨在肃北区工委宣传部当干事，是年7月份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奔赴牧农业第一线，曾在国营党城湾农场一站、党城公社一、三队任站长、队长等职。
杨英舒为报旦旦救护之恩，在肃北生活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仍尊旦旦为家母，敬奉膳食，直到旦旦故去。1977年3月9日杨英舒因病而离开人世，但其遗属和旦旦老人的后裔仍以亲戚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