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自古就有“兴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之说，这里的地势形成湘江北去、漓江南流的独特景观。而这里不仅因秦朝时期修建了最著名的水利工程—灵渠而闻名于世，更因80多年前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那一幕最惨烈的生死角逐，而令人刻骨铭心。

转移到何方？

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只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此情况之下，中央红军被迫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也关系到全体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领导人中进行充分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战略转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只是“三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党政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因此，不少党的领导人只影影绰绰知道要战略转移，但不知其详。

李维汉在回忆中说：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1]

战略转移详细情况，为什么要保密到除了“三人团”才能知道呢？李德是这样说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2]

从这种考虑出发，博古、李德在最初时，将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委员和中革军委成员。而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1934年的9月底10月初，各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后，博古、李德只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只向知道一些暗示性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对苏区即将总攻的情况；出发前的一个星期，这些干部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红军究竟要转移到哪里？只有博古、李德等人知道。

红军师一级干部是出发前一天才知道要撤出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回忆文章中说：“1934年10月15日，我师刚收拢集结于兴国县的东南地区，军团司令部即派机要参谋送来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交代我和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信中指定我们红一师（包括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古陂方向前进。”[3]

对于军团领导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李聚奎有些大惑不解。因为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犹如家常便饭。但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领导总要尽量争取时间、采取各种方式面授任务，讲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时，军团领导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这次部队转移却不同，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他们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的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都没有说，弄得李聚奎一头雾水。后来，李聚奎才明白，是博古、李德强调军事保密，不仅他们这师一级干部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领导也不完全了解战略转移的意图。师一级干部尚且如此，那么师以下的干部、战士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苦了教导师

1934年8月底成立的中央教导师，主要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的任务。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到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齐涌上心头，搅得心里像乱麻一团。经过动员之后，当晚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作撤退的准备。

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儿家当，如修理枪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X”光机等等，许多是从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购买和运送这些机器设备，在白区城市作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红军医院工作的同志，把这些机器设备当作同敌人斗争的武器，当作“宝贝疙瘩”，视为自己的生命。当要进行突围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不能落入敌手。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要走多少路，走什么样的路。他们或许认为，转移可能走不了多远的路，到了新根据地，把兵工厂的机器架上，就可能造枪、造子弹或修理枪械，缺少武器弹药的战士们拿起他们制造或修好的枪，就能打“白狗子”；把印刷机器架上，就可以印刷报纸和其他宣传品，传播党的主张，在党和红军战士、人民群众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动员他们为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工农兵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动员他们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把印钞机架上，就能够活跃苏区经济，同国民党开展经济斗争；把“X”光机架上，许多负伤的战士就能够做手术，取出身上的子弹、弹片，重新走上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的战场。

如果告诉这些同志，要转移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途中要经过许多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难走；要渡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后面国民党大军追击，前面有地方军阀的堵截，红军只能迅速抢渡。他们会理解，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机器设备的。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告诉他们这些情况，并且也同意带上了这些家当，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后，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二梯队，他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

裴周玉回忆当时行军情况时说：“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由于上路仓促，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行军的意图严格保密，许多基层干部不了解上级精神，只是盲目地跟着大部队走，所以，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4]

为了带着这些“坛坛罐罐”行军，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一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的战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据李聚奎回忆：“军委大概鉴于红军主力转移已无密可保，才正式通知我们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5]

这么缓慢的行军速度，不正是给蒋介石以调动兵力的充分时间了吗？丢掉那些笨重的物资、设备，轻装前进，抢在敌人的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丢掉已经严重拖累部队行军的物资、设备，仍然在慢吞吞地行军，愚蠢之极！

血战湘江，终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由于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军缓慢的危险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那么第四道封锁线呢？极大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

由于国民党桂军、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日起，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大口子。中央红军若能利用桂军撤防，湘军一时还没有抵达的有利时机，迅速渡过湘江，那么，历史将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但是，掌握着红军指挥大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红军还是按照以前那样，采取甬道式的行军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

11月26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并形成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但红八、红九军团仍在湖南江华和永明，落在后边，和前锋的距离相差150多里。

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中革军委原令红二师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以取得阻击湘军南下的有利地形。由于湘军刘建绪部先于红军到达全州，红二师遂在桂（林）、黄(沙河)公路上之脚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敌。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前出至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县城的桂系部队；第五师占领新圩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敌。

这样，在桂系军队撤防五日之后，中央红军才占领了湘江渡口，形成了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这时的形势已经比前几天要差多了，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了道县。桂系看到周浑元部已占领道县，为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令第十五军从恭城返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随时有截击红军后卫部队的可能。湘军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于11月27日进占全州。从总体形势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红军的态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前进，仍然是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

这时，蒋介石从已进占全州的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的情况，对桂系自保策略大为恼火，直骂“娘希匹”，即于11月28日致电何键、白崇禧。蒋介石的一番训斥电报，意欲消灭没有渡过湘江的红军部队，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时红军轻装快速前进的重要性。

红军如果顺利渡过湘江，湘军受到的威胁最大。因此，何键对执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最卖力，即令刚占领全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领三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至灌阳（包括咸水以南经界首至兴安的湘江）的防务。舍命帮助湘军而自己无所得，白崇禧不干这买卖，不理会蒋介石、何键的意旨，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杀“回马枪”，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新圩的夏威所部，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

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的率领下，奉命到新圩负责阻击桂军的进攻。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到四天”，以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下午4点多钟，红五师两个团和军委炮兵营赶到了预定地点。李天佑将红十五团放于左翼，红十六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阵地前沿的二三里路的地方。阵地刚刚布置好，侦察员就送来报告，桂军第七军两个师已经离这里不远。红军赶快构筑阻击工事。一切准备就绪，敌人就赶到了。桂军正面进攻受阻后，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红十四团、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

29日，桂军增加了进攻兵力，第二十四师及第七军独立团前来参战，并有飞机的支援，战斗空前激烈。在战斗中，红十四团、十五团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争夺，伤亡十分严重。

当红军战士们用鲜血保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非常迟缓。28日，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然而，在军情如火的情况下，军委纵队却每天只走27.5公里。这时，前方战士每分钟都在流血牺牲的情况下，李天佑是心急如火的。他在回忆中说：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6]

11月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界首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指挥光华铺阻击战，把军团指挥部设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日清晨，国民党军对光华铺的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对红十团进行迂回进攻。红十团团长沈述清指挥发起反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十团团长。当日，杜中美也壮烈牺牲。

30日，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炮火，突破了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红一军团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湘军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产生很大威胁。敌人从三面向红军尖峰岭阵地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两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要求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不忍心对他下手，他就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

红五团阵地失守后，红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湘敌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双方在黄帝岭展开一场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攻下黄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撤出后，红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人包围，主动撤到珠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夏壁田、水头一起，构成第二道阻击线。

实现中革军委命令所规定的任务，红一、红三军团是关键。从11月30日夜到12月1日晨，两军团担负阻击任务的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了迂回敌人袭击，上演了令人惊魂的一幕。由于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红一军团指挥部有惊无险地脱离了敌人。接近正午时分，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经越过桂黄公路，这才送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11月30日，在红三十四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红三十四师的阵地进攻。在侯德奎的指挥下，全营干部、战士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他们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与此同时，红三十四师第一○一团、第一○二团的阵地上，也在激烈战斗，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红三十四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现出了宝贵的生命。

完成阻击任务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处于湘军、桂军和“中央军”的三路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重。就在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一○○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将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敌人。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尽管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只剩下30来个人，并且和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率领的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余部突围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到敌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敌人残忍地割下陈树湘的头颅，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红三十四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

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红十八团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完成任务后，红十八团在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红十八团大部分将士也壮烈牺牲。

红军血染湘江，是博古、李德瞎指挥的恶果，激起了中央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极大愤怒。刘伯承在回忆文章中说：“广大干部眼看着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跌遭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7]

带着“坛坛罐罐”的教导师拖累了抢渡湘江，心里更是窝着火。裴周玉在《踏上艰难的征途》写道：“渡湘江的巨大损失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错误路线再不纠正，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工农红军这点革命的武装力量非被折腾光了不可。”“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而丧生，怎能不叫人心痛呢？就是这些破烂拖累得我们这个有6000多人的教导师只剩下2000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了。”[8]

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湘江之战，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但是，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政党和军队，充满朝气和智慧，不会为严重的挫折所吓倒。他们就是在不断纠正自身存在的错误中，一步一步走上胜利之途的。

注释：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

[2]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5]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第111—112页。

[4][7]裴周玉：《踏上艰难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122页，第128、129页。

[6]李聚奎：《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147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