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遇两代《亲缘》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俘虏。在押解过程中，因为她要生孩子了，敌人把她丢掉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盟海。

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边乞讨边寻找部队，来到古浪西顶草原上时，饥寒交加晕倒在茫茫雪野里。非常幸运的是，藏族土司家的少奶奶李坚草吉骑马路过，冒着被马家军追杀的危险，将这对母子带回了家中。

李坚草吉和丈夫梅洛桑却增，当时是天祝县西顶草原上最富有的人家，家底殷实，乐善好施，从而使杨文局母子有了靠得住的糊口保障。李坚草吉的儿子梅万海刚好和郑盟海同年出生，万海早生几天为兄，盟海为弟。每当马匪的步队入寨排查搜家，李坚草吉就把杨文局藏进地窖里，把俩个孩子哄睡在一路，看成本身的双胞胎儿子，一次次躲过灾难。

杨文局的儿子郑盟海和梅万海从小脸型酷似，服装一致，身着同样的藏族服饰，成天玩耍在一块，在他们一同糊口的12年里，梅家请来私塾师长教师给他们教书识字，同窗共度成立了不是亲兄弟，胜似亲手足的深挚交谊。有时自己的儿子和杨文局的儿子玩耍闹矛盾时，李坚草吉老是指责本身的孩子，使得杨文局无数次打动得流泪。

很快，杨文局和李坚草吉结拜为干姊妹。李坚草吉对杨文局这位女红军共产党员非常尊敬，在杨文局的进步前辈思惟影响下，李坚草吉收养了18个贫苦残疾人和孤儿，历尽艰辛地把他们从小扶养成人，并一个个都安了家，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平生都亲热地称她为阿妈。

在12个春秋的漫漫长夜里，杨文局无数次痴痴地遥望着东方，期待回到组织的怀抱，直到武威解放后的1949年秋，她才在救命恩人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的护送下，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行程近百公里赶到武威，回到了党的怀抱。

1953年，曾和杨文局一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康克清同志千方百计找到了她，调她到全国妇联少儿部工作。后来，杨文局主动要求回到祁连山下工作，在酒泉担任了省劳改局新生被服厂厂长。

1958年，朱老总和康克清大姐到酒泉观察工作，朱德委员长刚到酒泉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寻找杨文局话旧，并在他下榻的宾馆亲热接见了杨文局，细心听了她的工作报告请示。

但是，当年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夫妇悄悄送走杨文局母子后，在文革”时代，有人便硬说是梅家杀害了一位女红军，当时又联系不上杨文局，为此，代两人上了几十次斗争台，谁也交待不清下落。1966年10月初一，78岁的梅洛桑却增带着蒙冤的愤慨和遗憾辞别了人世。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李坚草吉和梅万海夫妻俩被红卫兵、武装民兵多次打晕在批斗会上，李坚草吉的双腿被逼供时打伤致残，瘫痪卧床8年后，于1974年12月26日含冤离世；儿子梅万海和儿媳马兰英多次被武装民兵和红卫兵拿麻绳绑缚起来后，用枪顶着后脑勺和脊背，硬是赶着他们在西顶草原上的沟沟岔岔寻找女红军杨文局的遗骨，全家人既饱尝了皮肉之苦，又蒙受了各式辱没。

1993年秋，杨文局听说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一家，因救助自己而遭受巨大冤屈的消息后，非常吃惊，并说到：

“我今年已经81岁了，再也活不了多久了。我只有一个愿望，只要梅家有一个活人，千方百计也要找到，若是真斗死了也要找到坟墓祭祀魂灵，活要见人，死要见坟，让世人知道我就是女红军杨文局，我还在世，我要为冤死的亲人证明清白……”再三嘱托时任陕西省差人黉舍校长的郑盟海和西安医科大学传授的雷晓莹夫妻俩，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寻亲路。

很快，在天祝藏族自治县新县城华藏寺镇，郑盟海夫妻俩与梅万海夫妇在悲喜交加中团聚了。他们四人一起，沿着当年郑义斋、杨文局等前辈们走过的千里河西走廊，寻访先烈的萍踪，凭吊先烈的英灵。在高台西路军烈士陵园，站在先烈们战死的那片地盘上时，他们再也节制不住本身的豪情。郑盟海对着天空呼喊着：“爸爸，您的儿子看您来了，您的面前还有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孩子，他是您的干儿子，也来给您敬献花圈了！”

凭吊了先烈的英灵之后，他们一行当即奔赴久别了的西顶草原，在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夫妇的墓前，他们久久地跪立，郑盟海又一次泉涌般地流下了悲伤的眼泪。之后，又走访和探望了西顶草原上的藏汉族亲友老友。

在郑盟海、雷晓莹夫妇回到西安不久，1993年7月26日，梅万海突患脑溢血疾病离开了人世。

1999年5月，杨文局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走完了她那坎坷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平生。临终前，她还记忆犹新救命恩人和他们的后代们。1981年，红四方面军老兵士、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曾题诗一首赠给杨文局：“生离死别泛泛事，阅尽沧桑费深思；幸存依然多壮志，告慰九泉先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