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岁“红小鬼”（何进元）定居永昌

何进元，当年是红9军的卫生员，年仅14岁，是标准的红小鬼。

1937年春天，当他与大部队失散之后，一路要饭东返，来到永昌的时候，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获，准备押解武威。正在这个时候，被永昌县旧政府的粮草班首爷码显功看到了，他十分同情这个个头很小、身体又很单薄的小红军，于是就以手下缺个小跑堂的为由，将何进元要了出来，并在自己家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让他走上了自谋生路的道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与本地姑娘马秀英成婚，在永昌生活了一辈子。当有人问起他是什么地方人时，他以地地道道的永昌话说，他是四川人，但问到具体是四川什么地方人时，他说不知道，早就忘记了。一个外乡人，以永昌为故乡，生活了一辈子，这不能不让人感动。

2、老百姓带病掩护红军

1937年春天，一个腰部受枪伤未愈，下肢冻伤脓肿，不满30岁的红军失散东返人员途径永昌县九坝团庄，来到王希昌老人家中讨水解渴，恳求投宿养伤。年过花甲，正在患病的老人王希昌很为犯难。留宿没有什么问题，却是团庄地处交通沿线，马家军及其青海民团常常通行出没，留下会有风险；不留，眼见这个红军伤势这么严重，况且落难到这个地步。人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经过再三斟酌，最后还是答应留了下来。

自打留下伤员后，尽管自己有病，还是热情伺候伤员，让老伴经常帮助擦洗包扎枪伤，土法治疗脚、腿冻伤；不能走路，大小便不能自理，让自己的儿子背扶；为伤员的生命安全，一面到附近邻居家叮嘱不要外面声张；家庭生活困难，却铺少盖，与伤员同盖一床被；有外人常来，他让伤员装作哑巴，还让伤员睡热炕休息安心养伤。果然几天后的下午，马家军的后方粮草运输队的人马，骆驼来了不少，途径也要在他家住宿。这时转移伤员也来不及了。怎么办？王希昌急中生智，立即让伤员索性睡在炕上，头上蒙着被子。他刚要出门时，敌军闯了进来，嚷嚷着也要住进这间屋子，但发现炕上还睡着一个人，问王希昌，这是谁？他很沉着地说，老爷，这是我的哑巴儿子，得了伤寒病，卧床不起，这会儿正在发烧出汗。马家军听说这是个烈性传染病的伤寒病人，很快退出门外，

王希昌机智地应付了搜查，避免了一场灾难。整整一夜，老人没合一眼，为红军伤员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第二天，敌军走后，才松了一口气。

在他一家人的养护下，两个月后伤势痊愈，红军决定继续东返。临行前，老人为红军换了衣服、鞋袜，准备了路上的干粮。为了表达老人对他的搭救之恩，将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留作纪念，含着泪水再三感谢老人家及其一家人的救命之恩，有朝一日再来报答，憨厚老实的王希昌却说患难之中，还说这些干啥，只要能活下一条命，我已经够满足了，还打发自己的儿子把红军送到丰乐堡。

3、“机”落二十里铺

西路红军总部和总直属部队进驻永昌县城内，红九军所属部队大部分驻守东十里铺附近村庄。三十军88师撤出八坝后，在水磨关布防，89师驻马场湖。除红五军外，西路红军绝大部分集中在永昌郊区和永昌城内。

马元海探知红军集结于永昌县城和附近郊区的人马共12000余人。马元海将原来的团扩充为旅，兵分三路向永昌县挺进。这次刘呈德旅由四十里铺沿祁连山山根向八坝推进。马如林旅在甘新公路北侧沿横梁山跟向永昌挺进。

马元海这次进永昌东二十里铺，共5个旅7个民团的兵力。以刘呈德团为主攻团，由武威西四十里铺向丰禾铺挺进，马忠义团由西四十里铺南向八坝佯攻，马进昌团由四十里铺北侧沿甘新公路向西二十里铺迂回。

永昌东二十里铺守军红九军在甘新公路沿线布防，刘呈德团沿甘新公路向东二十里铺进攻时，战斗开始后，有两架飞机向红九军阵地投下3枚炸弹，并向红九军阵地俯冲扫射。红军战士打出一排子弹，击中飞机油箱，飞机拖着黑烟，坠落于公路北农村……红军战士齐声欢呼！

在激烈的人海战中，你来我往，反复冲杀。战到中午时，刘呈德团突破红军一个连的防线，冲入东二十里铺，在巷战中见人就杀……红军79团和马家军在二十里铺展开白刃战时，263团一个营从东十里铺来增援，杀退刘呈德团。除刘呈德率少数残兵逃到丰禾铺外，红军共消灭敌军两个营，缴获82炮三门，轻机枪四挺，步枪400余支。

4、永昌温暖左叶

西路军总政治部教导团参谋左叶的故事，则充满了某种脉脉温情，甚或是一种智慧。当时，左叶随教导团驻扎在永昌水磨关的乡绅王永年家。王永年老先生是一位比较开明，而且有前瞻眼光的乡村知识分子，当他初次从左叶那里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理想和目标之后，甚是佩服。他似乎从这些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因此与左叶相处的非常融洽。

他不仅在当初就无偿提供粮、油、皮、毛、肉食等物资支援红军，而且还在红军西进之时，将一头骡子送给了左叶，并再三叮嘱左叶，自己的家就在大路边上，希望左叶在得胜班师回来路过此地的时候，能够进来坐坐，喝杯凉茶，再相续几日。

果然，时隔不久，左叶又一次来到了王永年家。当然，这一次左叶是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之后。他一直记得王永年老人当初说的那句“进来坐坐”的话。因此，当他几经周折，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让他在自己家里休养了一段日子，才带着相赠的盘缠，朝东而去。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1982年7月，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左叶，又一次来到了永昌，凭吊英烈，寻访故旧。当他听说王先生早就辞世的时候，不胜唏嘘。他说，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里的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与帮助，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础。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的贡献。（《鏖战永昌》P173）

5、红军女团长蒙难永昌

王泉媛兵败被俘，被马匪押解到了西宁。后被马步芳赏给了驻扎在永昌的爱将马进昌，她又一次被强行带到了永昌，并在永昌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

中红网曾采访王泉媛到：

中红网：听说你们四方面军西征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牺牲也很大？

王泉媛：大概是1936年七八月份开始西征，到1937年三四月的时候就失利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的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先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又多。我们整个部队打得都没有子弹、炮弹了。

为此，我主动请缨，要求让妇女先锋团打掩护。我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

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我看出了他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最后，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了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我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我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

这时，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部队被打散了……

中红网：听说马匪对待我们女红军战士非常残忍，你们受苦了！

王泉媛：当时，我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但很快被马匪搜了出来，当了俘虏。一天，我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

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有一天，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我，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她的干女儿。我和吴富莲商量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我，便心生一计：将我分配给团长马进昌。我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我。他刚要近身，我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把他踢翻在地。事后，我连续几天被他们严刑拷打，就是用那种打马的鞭子抽啊！我浑身被打得遍体麟伤，没有一块好肉。

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我曾几次自杀，没能成功。

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我和另一名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终于翻窗逃出了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中红网：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王泉媛（两眼闪动着泪水）：但是，当时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八办”的人对我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还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这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就是说，西路军失利我没有掉泪，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

我用双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但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又走了一回长征。途中，为了活命，我与一位叫万玲的四川男人结了婚。他要我跟他一块回四川老家，可我却要到江西去。到江西后，我和他就分手了。

1942年7月，当我破衣烂衫回到江西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认我，乡亲们都说我不是王泉媛。在我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这一年，我29岁。

中红网：听说你在长征路上与王首道结婚，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好吗？

王泉媛：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时，我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一连几天，我们俩都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了,她们就热情地给我们牵线搭桥。到遵义的第7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那天晚饭后，蔡畅等人把我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给我们俩讲了讲，然后关上门就出去了，这样我们俩就算是结婚了。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只好欠着了。

中红网：不是说长征中不让结婚吗？

王泉媛：在长征路上结婚，我们俩可真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情况下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

中红网：在长征中，你和王首道又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王泉媛：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我和王首道一直都没有机会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我随中央卫生部来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给我送信，让我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这才又见了一面。

天亮以后，我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
中红网：后来，王泉媛与王首道又见过面吗？

肖扬凤（王泉媛养女）：他们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妈妈在1942年回到家乡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人都不知道她就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妇女先锋团团长。妈妈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一样耕作收获，下田种地，养牛养猪。1949年泰和县解放后，妈妈先后担任了村生产队长、保管员、大队妇联主任，公社和乡的敬老院院长，并开始重新向组织反映自己的历史，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待遇，但都石沉大海。当地没有人记得她，也没有人愿意相信她。“文革”期间，她甚至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游斗。有几次，当妈妈在报纸和广播里听到王首道的消息的时候，也想过要给他写封信，想能得到他的帮助，可又担心着诸多的不妥，最后还是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埋在了心底。

一直到了80年代，妈妈从江西来到北京，在老大姐康克清的过问和作证下，才终于落实了政策，被恢复了党籍和老红军的身份。这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身边这位普通的老太太，原来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革命老红军。

1982年夏天，当王泉媛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妈妈，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38年秋，已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在延安与易纪均结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王首道第一个妻子叫王绍坤，为掩护丈夫在受尽酷刑后被杀害，人头被挂在浏阳城墙上。第二个妻子王泉嫒，身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被打散后下落不明，又有消息传说她早巳牺牲。

那次见面时，妈妈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5年，妈妈到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又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妈妈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妈妈的胳膊，两位老人留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我也有幸在与他们在一块儿合了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妈妈得知这一消息后，大病了一场。后来，王首道女儿王维滨两次专门来到江西泰和我们家探望，给妈妈送来了棉袄等物品。

我1953年生，1957年开始跟着妈妈生活。几十年的生活让我看到，妈妈一生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她在担任禾市乡敬老院院长时，先后干了14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王泉媛：1987年，当我被确认红军战士身份时，已经76岁。我先后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与养女肖扬凤一起生活，享受副厅级待遇。与那些永远长眠在雪山草地和西征路上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我知足了！

但是，就是九死一生，也要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

（王泉媛笑了，露出了仅有的两颗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