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桑树儿搭灯台》

桑植是我国著名的民歌之乡，上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歌不计其数。其中，《马桑树儿搭灯台》是最为著名的一首民歌，著名歌手宋祖英，把这首歌从湘西的大山里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在桑植等地，凡是马桑树生长的地方，也生长灯台树，而灯台树又爱往马桑树上攀，久而久之，便被人们唱进了藤树相缠的古老民歌里。

在这首民歌的背后，有一个红军师长贺锦斋和妻子戴桂香之间非常感人的故事。据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撰文回忆：

贺锦斋是我爷爷贺士道的胞弟贺星楼的儿子，生于1901年，比我父亲贺龙小5岁。我爷爷是个裁缝，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上辈人有了手艺或本事，都想子承父业。可我父亲生性狂野，需要以极大耐心伺候的针头线脑拴不住他的心，于是在13岁那年改当了骡子客，追着驮盐的马队，天南地北走江湖。而堂叔从6岁开始跟着他父亲读私塾，竟读进去了，尤其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1916年，我父亲怒发冲冠，带领十几个弟兄砍了芭茅溪盐局，把事闹大了。这下倒好，他自己拉起一支队伍，风风火火闯九州，却把家人害苦了。官府三天五天派兵来剿，亲人们被逼无奈，有的拖枪上山了，其余的作鸟兽散，纷纷躲进更深的山里。堂叔那年不满15岁，逃到70里外的仓谷峪，在一家山货店当学徒。三年后的1919年，我父亲在民国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某支队伍里，当了一官半职，回桑植招兵买马。已经18岁的堂叔正值血气方刚，壮怀激烈的年龄，不想在深山里如此憋屈地躲下去了，一咬牙，一跺脚，决定跟我父亲走。家里对他唯一的要求，是先把婚结了，当然最好能留个后代。我父亲觉得这个要求太合理了，因此高高兴兴地帮他张罗婚礼。

与堂叔拜天拜地拜父母的那个姑娘，就是戴桂香。比堂叔小1岁的桂香婶子，与他指腹为婚，已经等了他17年，此时长得水灵灵的，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美人。他们两小无猜，他爱她心灵手巧，聪慧善良，歌唱得像小河淌水；她爱他书读得多，肚子里装了文墨，发誓非他不嫁。可堂叔是个诚实的人，在结婚前开诚布公地对她说，如今世道不太平，我跟大哥出去闯世界，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你一年不回我一年等，两年不回我两年挨。”还未过门的婶子信誓旦旦，让堂叔的心里一热：这不是她经常唱的那首《马桑树儿搭灯台》里的唱词吗？对这种痴心不改的姑娘，还有比洞房花烛夜更美的事吗？

谁也没想到，当堂叔和桂香婶子再次团圆时，已是10年之后。

在这10年中，堂叔与贺氏宗族的3000名青壮年，跟着我父亲血里火里，东征西讨。刚开始，他给我父亲当卫士。因为他有文化，遇事爱思考，甚至在战斗间隙孜孜不倦地研读兵书，渐渐成了我父亲的助手和高参。堂兄堂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真正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他的诗为证：“黑夜茫茫风雨狂，跟着堂兄赴疆场。流血身死何所惧，刀剑丛中斩豺狼。”到南昌起义，他已是父亲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他的部队成了起义军中的绝对主力，深受周恩来的赏识和重用。在攻城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爬上楼房屋顶，指挥部队架起云梯，抢占鼓楼制高点，同迂回到敌人背后的第二师第五团前后夹击，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把红旗插上了南昌城头。

1928年2月下旬，堂叔随我父亲和周逸群回到湘西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下旬，协助我父亲通过亲友和南昌起义旧部等多重关系，收编10多支倾向革命的土著武装，共3000多人，举行著名的桑植起义，一举攻克桑植县，建立了中共桑植县委。

十年生死两茫茫。10年后站在桂香婶子面前的堂叔，黑了，瘦了，坚毅的额头有了久经风霜的细密皱纹，像洪家关四周山崖上经历风吹雨打的岩石。他不想让爱妻担惊受怕，没有告诉她，在过去的10年中，他如何跟着我父亲冲锋陷阵，九死一生，亲身参加了300多场战斗，看见过像河水一样流淌的血，像漂木一样横躺的尸体。能让她看出来的，是他已经从一个旧军人变成了一个新军人，从骨子里渴望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在10年后好不容易盼来的同床共枕中，点燃一盏桐油灯，他掏心掏肺地对她说，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强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如同鸡蛋碰石头。但他在外出的10年中，看到遍地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人，他们宁死不屈，杀不光，斩不绝，估计不出20年，就能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庆祝胜利。前提是，要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说到这里，他轻抚伏在胸膛上的妻子，叮嘱她，如果他战死了，不要难过，再嫁一个好心人，安稳地过日子。她马上说不，你不会死，10年过去你不是好好的吗？又说，这一辈子，她只嫁他这一个男人。如果他死了，她也要等他回来，亲手安葬他，用只属于他的身子陪他终生。堂叔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你这样等我，是要吃苦的。她说她愿意，她心甘情愿。

就在10年后团圆的这些日子，堂叔给桂香婶子改编了那首歌，那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我说过桑植是民歌之乡，也说过桂香婶子长得漂亮，有一副好歌喉，她与堂叔相伴，就像曲调和唱词相逢在歌里，歌中的话脱口而出。想必就在他们相拥的时候，再次说到了那首歌，进入了歌的意境，堂叔忽然说，这首歌很好听，但唱词太旧了，得改一改。你想没想过，我们是去革命的，不是去做生意的？她一愣，然后把他搂得更紧了，说锦斋，我就喜欢肚子里有文墨的人，你改呀改呀，改给我一个人唱。他皱起眉头，认真想了想，真把那首歌给改了。接着他解释说，歌里原来写到的男人，是出去经商，我把它改了，改成出去当红军，以后你可以自己唱，也可以教别人唱。

据县志记载，桑植长期实行土司制度，至雍正五年（1727年）才改土归流，像汉地那样设县制，从此年轻人待不住了，纷纷学着经商，把山里的特产运到外地，他们的妻子则被留在老家，照顾老的，哺育小的，守候男人们归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能歌善舞的先人们把这种备受煎熬的生活编成歌，彼此传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考证，这首男女对唱的古老民歌，采用鱼雁传书的意境，曲调优美，自中晚清得以广泛流传。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郎被生意缠住手，三五两年不得来。”经堂叔改编后的歌词，是80多年后我们看到的样子：

（男）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的书信与姐带，

郎去当兵姐在家哟，

我三五两年不得来，

你个儿移花别处栽。

（女）马桑树儿搭灯台，

写封的书信与郎带，

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哟，

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钥匙的不到锁不开。

桂香婶子格外喜欢堂叔改过的唱词，听一遍就牢牢记住了。她想这唱词，是堂叔专门为她改的，为像她这样送自己的男人当红军的桑植女人改的。尤其最后那句“钥匙的不到锁不开”，直接用了桑植女人对自己的男人忠贞不渝的一句俚语，明白如水，有着非本地人不解的别样韵味。因为，在桑植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风中，女人嫁给喜欢的男人，就像一把锁配一把钥匙，除了这个男人，谁也休想打开。这个男人失踪了，或者死了，她们守身如玉，百毒不侵，宁愿被尘封的时间锈死。

可惜，桂香婶子刚唱熟堂叔改了词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形势突变，国民党从贵州调来龙毓仁旅对工农革命军展开疯狂围攻，刚开创的根据地得而复失，革命军大部散落，保存下来的力量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这时，周逸群同志转往鄂西，堂叔随我父亲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谷罗山、红土坪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正值阴雨连绵的季节，他们住岩洞，钻树林，风餐露宿，几乎每天都要遭遇短兵相接的战斗，过得紧张而又艰辛。只有在某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堂叔才会在电闪雷鸣中敲响窗子，湿淋淋地钻回家来住一个晚上。

到山花烂漫的5月，龙毓仁旅因忍受不了湘军的排挤，准备撤回贵州。堂叔根据我父亲的命令，集中三四百人，预先埋伏在龙毓仁旅撤退时必须经过的澧水岸边，一个叫葫芦壳的地方。这里是湘黔通道的咽喉，峰峦起伏，古木参天，谷底穿峡而过的河流涛飞浪奔，一泻千里。敌军主力一进入伏击圈，堂叔命令部队突然发起袭击，大获全胜，毙敌旅参谋长以下大量官兵，缴获许多武器弹药。这一仗打完，工农革命军开赴澧水发源地的分水岭、庙嘴河、沙塔坪一带休整。此后，堂叔又消失了，桂香婶子重新过上了苦等共熬，盼星星盼月亮的日子。

当年7月，我父亲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即红四军，堂叔出任第十一师师长，再次成为父亲手下最得力的干将。8月中旬，随我父亲挥师东下，于月底抵达石门渫阳开展土地革命。9月初，他率领第十一师昼夜奔驰180里，袭击澧县大堰、王家厂一带的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不料，在部队从王家厂返回渫阳的第二天，红四军遭到敌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及多股团防的包围，伤亡100余人，军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堂叔率部冲出包围圈，退往泥沙镇。但在转移途中，得知我父亲率领的主力仍未脱离危险，他抱定决一死战的决心，给弟弟贺锦章写下最后一封家书，派警卫员李贵卿星夜送往家乡桑植洪家关：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我父亲原名贺文常——作者注）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狼当道，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如此，余容后及。

兄绣（堂叔原名贺文绣——作者注）民国十七年九月七日于泥沙

1928年9月8日，在石门泥沙镇的战斗中，为掩护我父亲率部突围，作为一师之长的堂叔挺身而出，亲自率领警卫营和手枪连殿后，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至英勇捐躯，时年27岁。我父亲听到他的死讯，愣住了，泪水夺眶而出，而后连连叹息：可惜了，可惜了，绣弟还那么年轻，他结婚10年，和老婆相处的时间太短，太急，也没有留下个血脉。回洪家关我怎么向二老，向桂香弟妹交代？

桂香婶子记不清1928年哪个月的哪一天，和堂叔见的最后一面。她只记得那年9月的一个日子，她烦躁不安，丈夫忽然捎信回来了，说了些交代后事的话。她不识字，看不懂那封信，也不敢看。几天后传来男人牺牲的消息，她就是不信，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又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念叨，锦斋那么有数的一个人，过去当兵都没有事，现在当了师长，站在后面指挥打仗，怎么会死呢？直到1931年6月的一天，她在小河边洗衣服，远远看见几个红军抬着一个棺材走过来。她像被雷电击中了，手中的棒槌啪的掉进河里……

原来，在3年前泥沙镇的那场战斗中，因我父亲率部匆忙突围，来不及抢回堂叔的尸体。配合国民党李云杰部杀害堂叔的挨户团团长罗效之，得知贺龙的堂弟、大名鼎鼎的红军师长贺锦斋死在他手里，欣喜若狂，在草草掩埋他的尸体时，割下他的头颅，用石灰泡着，提着去向长沙请功，获得5万大洋赏金，官职也晋升为旅长。后来，父亲率部打回泥沙镇，命令部下无论如何要找到堂叔的尸骨。尸骨找到后，在当地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把堂叔的骨头一块块捡起来，抬回洪家关重新安葬。

堂叔就埋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门就能看见他的坟墓。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土堆，这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反动势力非常猖狂，家里不敢立碑和张扬。但是，那个土堆，从此成了桂香婶子心里的圣地，她每天都要去堂叔的坟前哭一场，再和他说说话。秋天瓜果下来，她挑选最好最新鲜的供在坟前。夜深人静的时候，村里的人经常听见她在月下轻轻唱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的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哟∕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的不到锁不开……”

这样过了许多年，风平浪静，她也30多岁了。公公婆婆劝她说，桂香，村里的人都看到了，你为锦斋送了终，为我们尽了孝，趁着年轻，找个人改嫁吧。她说，父亲母亲大人，我哭锦斋，守锦斋，不是做给村里人看的，是我愿意这样做。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一辈子我就守着他，谁也不嫁，哪里也不去。

新中国成立后，堂叔贺锦斋的名字上了国家的烈士名录，常有报刊提到；他的诗词也被收集整理，正式出版。石首县在他牺牲的泥沙镇泥二垭竖起了烈士纪念碑。桑植县拨出专款，为他重新修建了一座像样的坟墓。墓前的石碑上，刻着从他的诗词演变而来的一副对联：“澧源歌，霞光早已照大地∕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

1958年，洪家关建立光荣院，请桂香婶子去颐养天年。她同意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名册，人却还住在抬头就能望见堂叔坟墓的自己家里。这时，乡亲们才发现，这个从前被誉为“洪家关一枝花”的人，虽然只有56岁，但已经白发苍苍，背像虾米那样弯着；那张曾经光洁照人的脸，因长达30年浸泡在涟涟泪水里，深深浅浅的皱纹纵横交错。这之后，她照样每天都去堂叔的坟墓前坐一坐，说说话，告诉他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975年12月，我沿长征一线收集革命文物，最后一站回到桑植看望亲人。这年的桂香婶子已经73岁了，垂垂老矣。她嫁给我堂叔几十年，一直守着他的坟墓，一生连几十里外的县城都没有去过。

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窗外白雪皑皑，北风呼啸，我和桂香婶子躺在一个被窝里，没完没了地说话。我说桂香婶子，你还记得我堂叔的模样吗？给我说说。她说闺女，怎么不记得呢？过多长时间都记得，两个人在一张床上滚过啊。他和你们贺家的男人一样，高大魁梧，走起路来像打夯似的。但他的脸比你父亲的脸白净，脾气也比你父亲温和。又说，我这一辈子是忘不了他了，我能活到今天，就因为心里有他。我说，你和堂叔才生活几个月，却为他守了几十年，你觉得值吗？她不相信我会这样问他，迟疑一下，坚决地说，值！我觉得值。至少我代替他看到了新社会，看到了你父亲做了开国元帅。然后她问，闺女，你承不承认：你父亲当元帅，你堂叔也为他出过力？我说，当然承认，堂叔鞍前马后跟我父亲打仗，连命都舍了。她说就是啊，我为这样的男人守一辈子，还不值么？说到这里，她的泪水涌了出来，接着说，这一辈子我最悔的，是没有为他生养，让他连个后代都没有，多亏啊！然后发出重重的一声叹息。这时，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

1995年，桂香婶子在光荣院寂然去世。这一年，她高寿93岁。

（贺捷生，少将，军旅作家。曾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部长。创作多部影视和文学作品，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先后获朱自清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2、红色守望——72寡妇永久的期盼

在桑植县洪家关村，有一座名叫“永安桥”的木质风雨桥。1916年3月16日，贺龙在这座桥头带领大伙刀劈盐税局夺得16支毛瑟枪，成立桑植讨袁护国军，从此，踏上了他的革命生涯。

桑植前后共有5万多人参加革命，为革命献身的多达1万多人，其中仅贺龙家族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050人。其中，72名贺家媳妇，守望自己丈夫的故事，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红军后代贺学舜和当地从事党史工作的人，多年来走访全县，走进这些红军遗孀的生活，通过整理编辑而成书《永恒的守望》，详细记载了桑植女人为长征、为红军的付出。

其中，有关贺龙元帅发妻向元姑的记录，曹开胜同志走访了解如下：

向元姑（1901－1949），贺龙发妻，原名向志德，化名王向氏土家族，今桑植县凉水口镇夏家峪村人。

1920年冬，元姑由肖定姑介绍，与贺龙结了婚，在贺龙的关怀下，她就读于湖南省立二师。毕业后，随贺部作伤病员护理工作。

1927年8月，贺龙指挥南昌起后，向元姑在原地不能安居，便迁往汉口日租界。南昌部队在广东失败后，贺龙经香港转到上海，向元姑于1928年农历正月初一到沪。中央派人将向元姑接到上海。当时，周恩来派作特科工作的李强为她送去了生活费。后来，中共中央又派熊谨汀、朱瑞绶照顾元姑的生活及安全。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后，元姑亲自主持家务，在巨勒路与胡氏(胡琴仙、王琳)、女儿贺金莲、外甥向楚森等学绩麻，勤苦过活。

1933年4月8日，因叛徒告密，军警带着自首人员，前往法租界徐家汇眉寿里162号三楼，拘捕了王向氏、王(贺)文明、王(贺)瑞卿等三名，抄出共产党用帐日记簿八本，一并带交崇山路捕房，转解高三分院。

同年12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一审判决：““将王向氏、王文明、王瑞卿的相片，送湖南省保安司令转饬桑植县政府调查”。据复：“王向氏即贺龙之妻向元姑：王文明即贺龙之堂弟贺干臣；王瑞卿即贺龙之堂侄贺学祥……均在共产党内有重要工作””。于是“王向氏危害民国”一案牵连九人而轰动了上海。将王向氏以“共产主义犯”判刑十二年。向元姑在狱中时，胡琴仙常去狱中探望，与她保持联系。除周恩来派人营救外，宋庆龄也派了一名辩护律师(即史良)极力辩护。

向元姑、贺学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狱后，中共长江局安排向元姑和胡琴仙返回湖南老家—桑植县洪家关，贺学祥去陕北。

向元姑回到家乡，联系贺锦章(红军师长贺锦斋的胞弟)、贺文慈(桑鹤游击队长)等人，召开秘密会议，拟以贺文慈保留下来的数十人武装组织暴动，但事泄未成，被联合追剿，便化整为零而幸免。向元姑利用向姓清查族谱的组织，继续活动。向姓族长向虞卿、向生之等人成立清谱小组在凉水口开会，向元姑参加了会议，她还联系洪家关贺姓人员去该组织中进行活动。不久，被玉泉乡乡长韦耀元发觉，密报县警察局，将向兴阶逮捕。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向元姑并未灰心，她动员族侄向贤修等人打进国军部队，又派胞弟向启海等人去黎玉润、王柏林部队，结果，向启海遭海三团巫营长逮捕，坐牢两个多月，当巫部在桑植县沙塔坪处决向启海时，已被向姓用金钱买活该部执行处决任务的陈连长，将向启海放回。向元姑被迫在向双林家躲了一年零两个月，又与侄儿向贤善在伍家田大荒界避难。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1948年，向元姑不得已去白羊湾仙姑庙为尼。1949年2月。向元姑在病重期间，写了一份遗嘱，告诫其向、贺后代继续革命，并表明她思念亲人的心情，其遗嘱如下：

余十九适贺室，配夫龙。龙倡共产，奔走天涯，抗战军兴，廿年于兹。余蒙难，被捕于沪，囚狱八载，囹圄之苦，莫可言状。释后已还，深得海弟之援助，继续组织革命，事泄未成而同志心散。后有国民党人追踪摧残，我等每日潜宿于荒郊雨露之中，维夫远隔，孤掌难鸣，以致忧虑成疾，医药无补，再不能重睹夫面。现革命待成，而今已矣！余死后，凡我贺、向族侄，莫以几次失败而灰心，必须用体余言，以期完成，是为至嘱。 向元姑，遗嘱

2月11日，向元姑与世长辞。

附：72寡妇及丈夫名单

向元姑（夫贺龙）、贺英（夫谷绩庭）、贺五妹（夫肖安应）、陈桂英（夫贺文清）、谷月姑（夫贺士道）、谢友姑（夫贺文运）、蹇贞姑（夫贺士美）、王冬姑（夫贺文富）、刘令姑（夫贺敦武）、翁淑馨（夫贺敦武）、刘旺姑(夫贺文早)、刘采采(夫贺学董)、刘元姑（夫贺文选）、张秀姑(夫贺士柏)、吴神姑(夫贺士魁) 、谢南姑(夫贺学定)、刘氏(夫贺士选)、熊氏/刘氏(夫贺士造)、肖菊姑(夫贺文站)、候三妹（夫贺学优）、戴桂香(夫贺锦斋)、陈小妹(夫贺文倍)、姚二妹(夫贺文炎)、刘传彩(夫贺桂如)、谭考姑(夫贺文本)、汤小妹(夫贺连元)、廖香姑(夫贺士银)、向芝姑(夫贺文业)、刘子姑(夫贺学传)、张香姑(夫贺文松)、田寿姑(夫贺文华)、蒋神姑/郁美姑/唐松姑/钟安姑(夫贺士南)、李三妹(夫贺文师)、杨申姑(夫贺文斌)、朱五妹(夫贺文谋)、陈君兰(夫贺秦封)、谷珍珍(夫贺士谦)、谭小妹(夫贺士政) 、徐三妹(夫贺文云)、刘幺妹(夫贺文汉)、李浓姑(夫贺文温)、钟喜姑(夫贺文琳)、刘仁姑(夫贺文炯)、邹小妹(夫贺佩卿) 、廖九妹(夫贺佩卿)、张秋月(夫贺文皇) 、向玉莲(夫贺丹青) 、闫珍珍(夫贺文辉) 、刘金姑(夫贺文进)、何三妹(夫贺文泉) 、张金秀(夫贺士煌)、侯宗美(夫贺学锐)、刘定姑(夫贺干臣) 、戴氏夫人(夫贺干臣)、王香姑(夫贺寿文)、郭三妹(夫贺文治)、郁银姑(夫贺土庆)、闫贞姑/文秀姑(夫贺文深)、谷长姑(夫贺文健) 、向七妹(夫贺文友)、鲁银姑(夫贺文元)、阙氏/郁氏(夫贺士万)、钟小妹/袁珍姑/郑三妹(夫贺文勋)、张么姑(夫贺勋臣)。

3、桑植老乡勇救23名伤残红军

红二、六军团在进行远征准备时，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伤人员进行了精简。其中，将 23 名红军伤员送到洪家关横塘湾养伤。

家住横塘湾的谷采芹,德高望重,并与贺龙一道参加过哥老会,一起进行过“讨袁护国”斗争,彼此情深谊厚。1928年,这里就建立了基层红色政权,不少人就参加了红军。8年后,这里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情依旧未变。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横塘湾上下两寨 50 多户人家全姓谷,且很团结。谷氏族人都喜好舞剑弄棍,个个都有武艺,一般地痞流氓不敢与之作对。谷氏家族上下两寨有100余间木房,前后相连,户户相通,不管从哪家进屋,不出门就可串完全村。该村四面环山,山上古木参天,山下户户相连,个个是宗族,户户是睦邻,隐蔽十分方便。伤病员在此落户养病疗伤,既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又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伤病员天天要吃喝,日日要护理,缺医少药,吃用艰难,同时还要严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搜捕。

搜捕吓不到横塘湾人,困难更拦不住横塘湾人,心明肚亮的横塘湾人接受任务后,连夜用担架将 23 名红军伤员接进了“家中”

伤病员被秘密转移到横塘湾以后,地下共产党员时任洪家关小学教师的刘德成,与该村的骨干分子商量决定,采取集中治疗法,建立一所临时秘密医院,以便统一治疗,统一管理若遇突发险情,也便于统一指挥,实施应急隐藏。于是各家各户所凑的被子、床板以及日常所需用具送到了“彬公祠”,一所临时的秘密医院就建了起来。

“彬公祠”即横塘湾谷姓祠堂,按白族习俗,凡是稍大一点的村子都设有祠堂。祠堂一般居于村庄中心,严肃神圣般人不可入内。伤病员住在这里,既舒适又安全。

临时秘密医院有了住所,有了“护士”,尚欠医生。为找到素质高、医术高、觉悟高的医生,地下党员刘德成,一面教书,一面打探医生,察访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天,刘德成在洪家关墟场上徘徊,看到一位草药郎中给一个农民治疗,农民给他钱,他硬是不收。一打听,方知这位草药郎中便是谷采芹的亲家,洪家关海龙坪村人,名叫瞿德阶。亲家出面请他为红军伤员治疗,他二话没说,慨然应允。他认为老百姓穷,他为老百姓治病从来不收分文。而今,要他为红军伤员治病,为帮老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治病,他不仅不要报酬,而且还十分投入,这位原来胆小怕事的郎中,却决心尽其所能为红军伤员治病,并表示即使因此掉了脑壳也心甘情愿。

为使伤员早日康复归队杀敌,瞿德阶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奔波。他的保密观念,敌情观念都很强。每次出入医院,都是以赶集或走亲家为名。他的行综,除横塘湾的人知道外,谁也不知道他是红军临时医院的医生。一天,他背着药准备去医院,可后面跟着跛脚“叫化子”,为保密起见,他灵机一动,不去医院,径直前往洪家关,指望此举可以甩掉可疑的“叫化子”,殊不知,他从洪家关返回,准备再次去医院，时,那个“叫化子”又在那里等着他。“叫化子”脚上缠着棉 团,说是长的瘤瘫。于是瞿医生便将计就计,以专治瘤瘫的医生为由,特地要帮他治治,“叫化子”唯恐露了马脚不好收场,只得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溜之大吉。

“叫化子”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的团防队就进村挨家挨户地搜查了。由于村民警惕性高,发现早,及时隐蔽了伤员,没使敌人发现任何可疑行踪。

一天深夜,敌朱际凯带着喽啰赶往洪家关,专程搜捕红军伤员,情形十分紧迫。时住洪家关的地下党员刘德成闻讯,便悄悄地飞奔横塘湾,及时告知敌情。霎时间,“彬公祠”里汇集了全村的男男女女,人人忙个不停,且动作迅速,秩序井然,很快将全部伤员隐藏到了深山里,使敌人进村再次扑空。

红军伤员进住不久,部队留下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钱也快花光了,大家都很着急,急忙求助贺氏族人,虽得到慷慨解囊,但贺姓祠堂也仅存5 担谷子,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刘德成、谷采芹、王二妹、刘金润等一合谋,别无他法,把伤员分开,每户养1至2名,有干吃干,有稀吃稀,度过难关。

23 名伤员的入住,在横塘湾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共产党员刘德成被敌人抓去,关进县城的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和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地与敌人作斗争,最后被敌人残酷地毒死。

为加快伤员的治疗速度,刘金润干脆把郎中瞿德阶接到家中,主动承担郎中的全部生活费,解决治疗药费。为此她将自己30多担谷的田和一片园林卖掉，年底又将一头肥猪出售。

为给伤员愈后的红军归队筹措：差旅费,谷采芹自己省吃俭用,将自家的肥猪出售。

23 名伤员经半年的治疗,大都恢复了健康。最终有19名依靠自己安全抵达延安，但时间流转，至今留下姓名的只有马加陵一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回来探访过一次。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龙凤塔村横塘湾组  红军医院  宁怡慧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