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主席品尝辣椒粉拌梨

9月30日上午,在文庙街小学北面一间破旧的房子里,肖华问杨得志:“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这一问可难住了他们两个人,在贫困的通渭县城能有什么好东西呢?叫先遣团团长杨成武派人去街上买来了几斤称做“鸡大腿”的梨子,洗净后放在一个破旧的铁盆里。

毛泽东进来后,杨得志说:“请主席吃梨。”毛泽东边抽烟边看着梨子说:“梨子呀,真是好东西。”随后又突然问:“你们有辣椒粉吗?”毛泽东的发问使大家感到奇怪。杨得志一边暗自思忖着毛主席怎么看着梨子想到了辣椒粉呢?一边说声“有”,并即派人去拿。

毛泽东接过辣椒粉后,先用一把小刀把梨切成片,再把辣椒粉撒在上面,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哲理般地、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们这一拌就成了酸、甜、辣,没有苦味了。”毛泽东在连声推崇通渭梨好吃中吃完了经过自己特殊加工的梨子。

毛泽东吃过梨后,下午兴致勃勃地在国民党县政府大厅主持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了战前动员。

2、打麦场上话长征

9月28日凌晨，秋雨蒙蒙，陕甘支队在榜罗小学门前打麦场上的核桃树下召开了支队连以上军政干部千人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毛泽东讲话说: “这样的会，是二次大战以来所没有开过的。我们经过了藏人区域，在那里是青稞，麦子，雪山，草地，我们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来未有的辛苦。我们突过了天险腊子口，我们重新进入了汉人区域。”毛泽东真诚的、不加掩饰的话语，一下子引起红军干部们强烈的共鸣。

接着，毛泽东放开宏亮的湖南口音向全军宣布：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会合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弟兄们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毛泽东号召：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固原、平凉间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催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秋雨洒湿了军衣，大家冷得发抖，但聆听着领袖渗透诗人气质的富于强烈鼓动性的讲话，无不燃烧起希望的火焰。无家可归的岁月就要结束了！红军干部们透过密蒙细雨，仿佛看到陕北高原，看到陕北高原的战友们正在向自己亲切地招手！

3、筹粮土围子

徐国珍，甘肃天水人，少将。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曾撰文回忆长征过通渭时筹粮款的往事：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我在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九团二营(加强营)任营长,主要担任后卫阻击任务。打开遵义后,组织上调我到红一军团直属教导营任连长,后又到红一军团任警卫连连长,随红一军团翻雪山,过草地。

“巴西会议”后,红军准备进甘肃,军团首长找我谈话,了解甘肃的地形、风俗、民情等情况。当时在座的首长有聂荣臻、朱瑞、罗荣桓、左权、姬鹏飞等同志。谈话结束后,军团首长命令我专作民运工作,随前卫团一起行动。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筹集粮款。因为部队刚出草地,粮缺衣单,黄土高原的秋天,我们还穿着短裤。所以,解决部队吃穿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随前卫团进军通渭。当时通渭城里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个保安队也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我们一弹未发,顺利地占领了通渭城。群众见我们进了城,有些惊慌。我见此状,即用浓郁的乡音大声喊话:“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大家不要害怕。”这样才稳住了群众的情绪。我们派人四处找敌人的县长,也没有找到,后来在城外一个土围子门前,发现了敌县长乘坐的轿子,分析敌县长的逃走与这个土围子有关。于是,我带的三十几个人把这个土围子包围了。这个土围子是一家地主的庄院,距城很近,看样子里面还有武器,我就命令战士们架起了机枪和炮。为了避免伤亡,我想还是尽可能不使用武力,耐心宣传政策,和平解决问题。我上前大声喊话,要他们放下吊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因为我讲的是甘肃地方话,他们都能听懂,恐惧心理减轻了。过了一会儿,土围子的吊桥放了下来,我们进了土围子,在里面没有发现敌人的县长,倒发现有电台、干电池、衣服,还有很多粮食,估计大都是敌人县政府和保安队的东西。于是,我们向这一家做工作,说我们红军要北上抗日,为了抗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路过这里,粮食很缺,能否解决一部分粮食,支援我们。我还用我是甘肃人这个特殊身份,和他们拉了一阵老乡关系,做通了思想工作。这一家弟兄三人,老大比较开明,他答应了,派老二去开窖。我派群工部的干事跟老二块去开窖,发现了五千银元,这是敌县政府给国民党中央军筹的款,还有不少元宝,粮食很多,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我们拿了五千银元,又搬够了前卫团吃三天的粮食,用电台、干电池装备了我们,元宝全部留下没动。这家老大又留我住了一夜,还给我做了饭吃。第二天拂晓,我离开这个土围子的时候,老大来送我,我对他说:“县长回来之后,你对他说,他的东西我带走了。他要追究你,你就说是他的轿子害了事。”老大点头称是。

我们将一切准备停当后，就离开通渭继续执行前卫任务。（1986年8月20日《甘肃日报》）

4、胡嘉宾改名陈先贵

1935年10月2日,天下着蒙蒙细雨。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途经通渭。

在义岗镇一位农民的家里,年仅25岁的干部团地方工作组组长胡嘉宾因腿负重伤,加之过草地时严重感染躺在床上优心忡忡,思绪万千:面对这样艰苦的条件是继续让战士们用担架抬上随军北上呢,还是不要拖累部队自行了断……

正在这时候一个高昂和善的声音从院子里传进来:“胡组长在屋里吗?”原来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同志面带笑容走进屋子,他一边往胡嘉宾同志的身边走,一边和蔼可亲地说:“胡组长你在考虑什么呀!”他似乎从胡嘉宾同志的神情上看到了他的心思,说:“党中央考虑到你的生命安全,暂决定在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你寄托在老百姓家里为好,因为去陕北还要经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打好几次仗,现在你这样的身体很危险,你暂时留下来安心养伤,等伤好后再到陕北来找红军,到时候我们等着你…”在李维汉同志的再三说服下,胡嘉宾同志一直紧锁的眉头略有了舒展,很勉强地点了点头。傍晚时分,雨停了,天还是阴沉沉的,胡嘉宾被6名红军战士抬送到15里之外王儿岔村(现在的寺子乡)的一个农家小屋里,主人叫陈德仓,是经过组织反复筛选确定的,小屋虽然很简陋但还真是清净,里面除了一张年代已久的大方桌和一把方凳子外再也没有什么陈设,但这在当时的陈家来说,也就算是最像样的客房了。这一天对当时已年过半百的陈德仓夫妇一家人来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他们似乎打破了往日的沉闷与繁重,个个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忙出忙进:扫地、擦桌子,再用刚刚烧开的水清洗包扎伤口,问长问短,如同自己的亲人……

就在红军离开义岗镇前往会宁的第三天,国民党的部队与马廷贤的土匪又卷土义岗镇,不时地四处进行骚扰、搜查,无奈之际,主人陈德仓经与胡嘉宾商议,胡嘉宾改名陈先贵,给外界的说法是:陈德仓自幼送人的儿子归来了。就这样陈德仓“全家人”,侥幸地躲过了好几次国民党部队和土匪的盘查。在陈德仓夫妇一家人端吃掌喝、端屎倒尿如同亲人般的精心护理下,胡嘉宾的伤势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几个月后便能拄着拐杖走路了。离开部队后的胡嘉宾一直与延安派来看望他的同志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在这期间他一边养伤一边没有忘记干部团地方工作组的工作职责,秘密地进行着地下工作。他晚上给陈德仓一家讲革命的道理,白天拄着拐杖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很快陈德仓的儿子、女儿和家族里的陈海仓、陈满仓成了胡嘉宾地下工作的左右臂,协助宣传革命,搜集情况,在红四方面军过境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时间过的很快,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胡嘉宾的伤痊愈了。1936年9月底由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红军长征在通渭途经通渭时,在中央的具体安排下,经过了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后,胡嘉宾随同途经义岗镇的红军离开通渭,前往东陕北中央革命根据地。

离开通渭后的胡嘉宾同志一日也没有忘记陈德仓夫妇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护养他的情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念愈加强烈,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故里”看望陈德仓一家,但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因素一直未能实现,当他在北京得知陈德仓夫妇去世的消息后,他象失去了亲人一样万分悲痛。

80年代初,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民族事务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胡嘉宾同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苦苦的思念,曾两次派人将陈德仓的儿子陈盖接到北京共叙昔日的情怀,并曾两次破例亲笔致信中共通渭县委、县政府,建议给陈德仓的子女在工作、生活上给予照顾。按照胡嘉宾同志的要求,通渭县委、县政府在对陈德仓夫妇、子女的家境进行了调查之后,在工作和生活上进行了妥善安置,了却了这位党和人民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优秀儿子的不了之情。1989年,他怀着感恩,带着欣慰,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走完了他人生光辉历程的最后一站。(王栋整理)

5、两块银元

1935年9月29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通渭县城。毛泽东和陕甘支队政治部的首长王稼祥、杨尚昆等住在西关(今平襄镇卫生院一带),毛泽东住在西关上街皮匠杨茂德家。这里的主人听信国民党对红军的可怕宣传,躲出去了。

警卫员陈昌奉、林英才等看到毛泽东主席疲惫而消瘦的脸膛,心里很不是滋味。趁着首长休息的间歇,他们来到院子里,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他们看到墙角堆放着一些皮子,取过皮子,发现有一个地窖,地窖里有一缸白面和一些胡麻油。陈昌奉、林英才他们兴奋极了,急忙拿上来悄悄地叫了厨师来到灶房,学着在哈达铺买着吃过的麻花,炸了些麻花和油饼,端上来给首长吃。毛泽东主席看着香喷喷的麻花和油饼问陈昌奉、林英才:“这是哪儿来的?”

陈昌奉给林英才递了个眼色,说:“报告首长,是我们上街买的。”

“说谎,说谎,明明是刚刚炸的,还热的烫手呢,怎么说是街上买的,是不是违反纪律了,小鬼。不过这麻花和油饼是好吃的东西哟,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吃,完了按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办就行了。”

陈昌奉、林英才他们听首长这么一说,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赶忙招呼着首长吃饭。三天以后,这支创造了人类无数奇迹的部队离开了通渭县城，奔赴陕北去了。

皮匠杨茂德回到家里，看到自己案板上留着两块银元，他已明白怎么回事，双手捧着两块银元，心里感叹不已。（牛利军整理）

6、两束红军线

奶奶有个针线包儿，平常谁也不能碰，如同珍宝一般爱惜。

姐姐耀出嫁那年，在绣花枕头时丝线不够了，妈妈指点我们去找奶奶要红军线。看着自己十分疼爱的孙子缠着要红军线，奶奶心一软，打开了针线包，奶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了停,才接着说:

“算起来已快十年了。那时你们还小,咱们这里那些当官为宦的人,成天嚷嚷,说共产党杀人不眨眼睛。那一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咱们这里,有些人不辨真假,便躲开了。你妈也领着你们到你舅家去了,家里就只留下我。那想到来的都是些打上灯笼也找不出的好后生呢。一个个都年纪轻轻的,这个叫我‘老大娘’,那个也叫我‘老大娘’,真比一家人还要亲热哩。我看他们衣裳都烂得不行,心疼得就要过来给他们补补连连。临走,他们说打扰我了,硬给我留下了这些丝线,还说等打走了日本鬼子,再回来看奶奶来哩……”

说到这儿,从奶奶眼睛里,迸出了一串串泪珠。她哽哽咽咽的,再也说不下去了。也不知隔了多久她一边收好那两束丝线,一边才又接着说:“你们长得这么大了,奶奶没戳过你们一指头。你们要吃奶奶的心,奶奶也舍得给呢。要这两束丝线儿,那可不行。不管天塌海干,奶奶也要留着当个着念呢!”并一再叮咛:“这些事,你们可千万不敢向外传,一传,保长张天霸就要找麻搭了。”

一九四九年,通渭解放了,奶奶日盼夜想的红军,果然又回来了。奶奶高兴得逢人便说:“咱也说不出个啥道理,心里总觉得毛主席的队伍非再来不可,你看现在不是已经来了吗,我老婆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接着，又给我们说:“过去我不给你们讲两束红军线的故事,不给你们拿出来用这线,原因就是怕你们娃娃家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走漏风声,叫人家说咱与共产党红军有关系,受到牵连。现在咱就不怕了,来,我给你们讲两束红军线’的故事”。奶奶说着,手脚特别麻利地掏出身上口袋里装的钥匙,打开她那很破旧的小木箱,取出一个针线包,有半块砖那样大小,上面用绳子缠着几道,顶头系着个康熙通宝的大明钱。她从里面取出了两束线,是银灰色的。她掌在手上,闪闪发光。接着她把这线贴在自己胸口,半闭着眼,笑咪咪地说“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初冬,来了两个军人在咱村上号房子,说是北上抗日的红军要住两天。消息一传开大部分人都躲到两旁上村去了,村上只留下些看门的老人孩子。晚上果然来了三四十个队伍,咱家住了四个,都是些年轻人。一到家,都很气实,又说又笑,打水洗衣扫院,做准备上路的干粮。我看见衣服很破旧,就想给他们缝补一下,但找来找去,只有一点毛丝线。我正在做难,一个小伙子说这线留下你用,我到班长那里去要些,他有针线包。过了一回,他就拿来了几束线给我。我把他们几个的破衣服都缝好了,还剩下两束线,我给他们还时,无论如何他都不要。说你是穷人,连根线都没,这虽不能解决你什么问题,就当上留个纪念吧!于是我就有了这两束红军线”。（李中，1959年3月曾任榜罗中学校长）

8、李子鸿送信

1936年9月7日，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占领通渭县城。国民党县长王成奎仓皇逃到90华里以外的义岗镇，躲避在民团团长董本斋的堡子里。

9月16日，通渭县城居民，刚满30岁的李子鸿受红93师和县苏维埃政府派遣，给跟随县长王成奎逃亡在义岗镇的县府巡官张耀先送信，让其返回县城投诚，并给红军筹粮备草。

在义岗镇后，通过在县府警察署混饭吃的大哥杨占魁，李子鸿将信交给了张耀先，顺利完成了任务。

不料，有人告密被县长王成奎抓住后，第二天就被王成奎连发五弹打死。

李子鸿自幼受苦，亲眼看到红军如此帮助老百姓，所以，开始掏心窝子地帮助红军干活。他扮演包公，和一帮朋友联袂用拿手好戏“秦腔”欢迎红军。当红93师和县苏维埃政府派他送信时，他二话不说，满口答应。当他中弹后，痛苦地呻吟着，断断续续喊叫着亲人的名字，鲜血浸透了衣衫，浸红了泥土……消息传到邻里街坊，善良的乡亲们无不怀念地说：他是为红军，为苏维埃政府送信而死的！他的事迹，通渭人民不会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