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玉莲流落甘州城

马玉莲，四川省南江县人，没有参加红军前是个童养媳，1933年15岁时就参加了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被编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列宁缝纫工厂，后来调到供给部被服厂，还在文工团工作过。渡过黄河后被编入妇女团，任二营一连的指导员兼政治干事。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中。总部命令将不能用的枪支炸掉，其余的枪弹收回，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供给部给她们发了点白银、大烟，给连、排干部分别发了一两颗手榴弹，以备急用。她们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全连会议。连长、排长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个班长和二三十个战士。她们将白银和烟土发给个人，并动员大家坚持斗争下去。部队出发，身强力壮的走在前面，妇女和伤员跟在后面，不准咳嗽，不准讲话。马家军突然出现，把后面的妇女和伤员拦腰截断。大家拼的拼，跑的跑……

马玉莲同郑兰英、年明秀、杨秀英等战友一起将打光子弹的枪支拆散，跳下了几十米高的悬崖。不知过了多久，马玉莲从昏迷中醒来，头部已严重撞伤，她们跑到一个煤窑里躲起来。寒风狂吼，她们在煤窑里冻得受不了，只好下山。她两只脚冻得红肿化脓，又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还发着高烧。她和杨秀英相互搀扶着走了10多里，伤势很重的杨秀英终于离她而去了。她们被马家搜山部队抓住，押到张掖城南关回民店，先是搜身，后又遭受拷打和凌辱。

张掖东校场，一群红军被押到面前早已挖好的一人多深大坑前。刽子手挥舞大刀，连砍带推。马玉莲个子小，站在人群中，只觉后背被推了一下，头上被砍了一刀，就不省人事了。

马玉莲渐渐苏醒，和几个没断气的人推开压在身上的尸体，爬出了坑。她说：“同我一起出来的有七个同志！”声音酸涩而哽咽。

她拖着满是伤痕的双腿，讨饭到了大、小湾一带。一位给地主家做饭的妇女告诉她，民团正在抓人，让她躲进这家地窖。搜捕的过去，她从窖里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夏日的一个中午，戈壁滩热气蒸腾，她头上、手上的伤口全化脓了，上面爬满了苍蝇，她连摆手驱赶一下苍蝇的力气都没有。她被一个放羊的老乡悄悄背回家，又活了过来。

碱滩有个年轻人在平山湖放羊，牧民们劝他俩成亲。结婚那天，她放声大哭了一夜，又大病了一场。她知道，有了这个小家，就很难再回到红军大家庭了。

在平山湖的第二年，她生下儿子邢满山，可是平山湖并不太平，她因头上的枪伤又被民团抓去了。丈夫找了保人才把她放出来。碱滩的婆婆想看看从未见面的儿媳和孙子。三人回家看望老人，到家第三天马家兵又来搜人。她和丈夫、孩子匆忙从后院墙洞逃走，婆婆却被活活打死。

（马玉莲的七个子女合影，马玉莲儿子邢满堂供图）

2、一家三代接力守护白城子红军遗骸

每到清明节，张掖市市民王绍东都会来到甘州区白城子村为一座无名烈士墓扫墓，而每次扫墓前，王绍东都会先去感谢当地村民陈宗新一家。

王绍东的父亲王怀文曾经是一名从四川参军的红军西路军战士，而陈宗新一家世代居住在祁连山脚下，一场险些被遗忘的战斗将两个家庭联系到了一起。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红9军一支300多人的部队奉命向祁连山进发，以便策应大部队返回倪家营子。然而这支部队抵达祁连山脚下的村庄白城子之后不久，就被敌人重兵包围。

激战当中，当时任通讯排长的王怀文跃上战马带领战友往外突围。

事后统计，这次战斗中绝大部分西路红军牺牲在了这里，包括王怀文在内只有10多名战士冲出了包围。

虽然这支红军队伍到达白城子时间不长，但是当地老百姓都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些“红娃娃”是好人。战斗结束后，看到红军遗体被抛弃在荒野，陈宗新的爷爷万分心痛，冒着风险把红军战士的尸骨收敛起来埋在了自家的地里，从此一守就是三代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史部门收集整理红军西路军历史时，没有人了解到这段主战场之外的小战斗。

直到1983年春天，当时王怀文的儿子王绍东有一次来白城子村办事，偶然看到了这里有座很不起眼的红军墓，便回去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王怀文，没想到父亲王怀文听完之后嚎啕大哭。

第二天早上，王绍东骑着自行车，带着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父亲，骑了50多里的路程来到了这座红军墓前。

当时的红军墓只是一个小坟堆，并没有眼前这个红军烈士墓碑。面对着昔日战友小小的坟堆，近70岁的王怀文哭倒在战友的坟茔前。那些曾经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战友，本该和他一样共享幸福时光，可最终却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从那次祭奠之后，身怀残疾的王怀文多次主动将自己知道的历史真相向政府反映，后人才慢慢了解到了白城子战斗的具体细节。

因为行动不便，晚年王怀文再也没法亲自来为战友祭奠。但是他每年都叮嘱儿子清明节的时候都要来为这200多名死难的战友祭奠。而当王绍东偶然间知道了陈宗新一家三代都为红军烈士守墓的事迹之后，他每次来都会抽空去陈宗新家看一看。因为没有陈宗新一家三代的守护就不会有今天白城子烈士纪念碑。

（2018年9月，王绍东在张掖和重走红西路军者汤华明、苏强、卢成锡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