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焕先，1907年7月31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学习。同年夏，他回家乡领导农民斗争，1927年1月任新县境内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后任中共紫云区委书记。11月，他参与领导黄(安)麻(城)武装起义。1928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参加开辟光山县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和建设红军的工作。
1929年，他参加建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任土地委员会主席，他还任鄂豫皖特委委员、苏维埃党团书记，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吴焕先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1934年，他率部与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政治委员，为创建和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1月，吴焕先与程子华等率部长征，1935年5月到达陕南，先后任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同年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村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8岁。
鄂豫皖边区早期革命者
1907年7月31日，吴焕先生于河南省新县四角曹门村。他的父辈有兄弟3人，靠耕种祖辈传下的一点土地并兼营一家杂货店过活。吴焕先兄弟5人，他排行第三。7岁时，他入附近朝阳寺私塾读书，1920年，到大弯村上学。童年的吴焕先，刻苦好学，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器重。
1923年，吴焕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共产党员、麻城县教育局局长王幼安的影响下，麻城蚕业学校成了传播马列主义最活跃的地点之一。吴焕先在这里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在学校，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游行示威、街头宣传和张贴革命标语等活动。1924年寒假，他特地购买一幅马克思像带回家。过年时，他把马克思像恭恭敬敬地贴在供桌上方，他父亲申斥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你贴个大胡子老头干什么?”吴焕先抓住这个机会，向他父亲宣传开了：“你要知道，这大胡子老头可是个好老头啊，他名字叫马克思。他是我们穷人闹革命的导师，按照他的办法干，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戴季伦，是吴焕先的好友。在他的帮助下，吴焕先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立志投身革命，坚信马列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夏，吴焕先从麻城蚕业学校毕业。他父亲要他出门谋事，他说：“我做事要做大事，绝不做贪官污吏，落个臭名声。”吴焕先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利用参加劳动的机会，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粉刷墙壁，张贴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又挂上自己绘制的中国地图，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统治阶级卖国求荣、镇压人民革命的罪行，动员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保卫祖国。他说：“现在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有亡国的危险。我们不起来卫国自己就出不了头，当长工的人就要受一辈子苦。”有人问他：“国家无主，民不聊生，怎样爱国?”他说：“将来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不靠皇帝。宣统3岁继位，有什么用?”他还把本村的青少年组织起来，编成1个排，下分3个班，为他们做了军帽、木枪、木刀，利用夜晚时间习操练武，指导他们学习打仗，培养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和机智勇敢的性格，准备将来保卫祖国。吴焕先教他们唱《战争歌》、《兵操歌》、《国耻歌》。青年们高唱：“高丽国，琉球岛，余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侵吞了……为奴为仆眼前到，我国国耻几时消。”这些歌曲大大激发了青少年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他还用纸做了一面五色大旗，上写“爱国”、“还我山河”6个大字。在吴焕先的发动、组织和带领下，青少年们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进行操练，四角曹门村热闹起来了。一些思想保守的老人嚷道：“你们起反了!要练，到河滩上练去!”吴焕先说：“我们就要造反，不造反我们子子孙孙都要当奴隶。”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在武汉读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陈定侯、郑位三等人暑假回到家乡。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并准备发展一批优秀工农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吴焕先和戴克敏、戴季伦是姑表兄弟，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成了他们发展党员的首批对象。他们经过秘密串联，以“歇伏”为名，挑着干粮，到天台山开会，畅谈革命理想。吴焕先看到奇峰突兀、气势壮观的天台山，心情非常激动，满怀豪情吟诗一首：
四望众山低，
昂然独出奇，
白云分左右，
独与占一齐。
他借歌颂山势的雄伟抒发自己崇高的感情。1926年年初，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吴焕先在黄安的七里坪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焕先入党后，上级党组织派他以读书的名义到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学习革命理论。1926年夏季结业后，吴焕先同曹学楷、陈定侯、戴克敏等，回到箭河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他回到家乡四角曹门以后，剃光了头，脚穿草鞋，身着长衫，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与他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串联发动，为在箭河一带建立、发展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组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
1926年夏，湖南、广东两省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此形势下，大别山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吴焕先不失时机地在四角曹门建立了箭场河乡第一个农民协会。在他的带领下，至1926年年底，仅箭场河一个乡，农协组织就发展到49个，拥有会员3430人。吴焕先任箭场河地区农民协会的总负责人。与此同时，吴焕先开始在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农协会员骨干中发展党员。1926年下半年，他先后发展了吴先筹、詹以贤、周业臣等十几名党员。1927年1月，他在四角曹门建立起新县境内的第一个党支部。吴焕先任支部书记，不久又任紫云区委书记。
吴焕先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土豪劣绅的极端仇视。1926年冬天，恶霸地主吴芾村勾结土匪武装，杀害了吴焕先的父亲、哥哥、嫂子等一家五口人。吴焕先闻讯回家后，看见母亲和弟弟在亲人的遗体旁痛哭，也不禁热泪长流。他扶起母亲，对她说：“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只有打倒地主阶级，咱们才会有家，才会有活路!”为了避免其余的亲人再遭不幸，他不得不将母亲、弟弟、妹妹送往他乡投亲靠友。
亲人蒙难，使吴焕先进一步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也使他认识到了抓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利用“红枪会”这一群众武装形式，分别在四角曹门、詹家湾、郑家边创办起三堂革命红学，并担任三堂红学的总负责人。三堂红学很快发展到190多人。随后，他又组建箭场河农民义勇队，使箭场河的农民武装迅速发展到3000多人。这支农民武装成为鄂豫皖边区早期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也是红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
箭场河农民武装的迅猛发展，将周围几个县的农民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各县先后办起农民武装，惩办了几十名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
吴芾村是箭场河方圆几十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黄安县政府参议员，平日里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周围群众对他恨之入骨。1927年3月下旬的一天，吴焕先和王健带领红学队员100多人突然包围了吴芾村的药铺，破门而人，将他活捉，带到吴氏祠堂。王健宣读了湖北省政府颁发的《处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吴焕先宣布了吴芾村的十大罪状和将他押往黄安县城听候处理的决定。上千人自动加入押送吴芾村的队伍。押送队伍行进至王锡九村时，吴芾村的亲信纠集了一帮亡命之徒，企图中途劫人。吴焕先和王健当机立断，决定将吴芾村就地正法，农民群众一拥而上，结果了吴芾村的性命。
由于湖北销售的川盐味苦价高，湖北人都不喜欢，而愿意买味美价廉的淮盐。湖北军阀为垄断食盐市场，禁止北盐南运，设立了缉私营盐卡。鄂豫交界新县南部的石岗庙盐卡，驻有一个班的官兵。卡兵们以查私盐为名，肆意敲诈勒索过往行人。一天凌晨，吴焕先带领30名精悍的红学队员和300名武装农民，突然包围了盐卡，摸掉哨兵后翻墙而入，俘虏了尚在睡梦中的卡兵们。就这样，未费一枪一弹，缴获钢枪、大刀等武器8件。
黄麻地区农民武装的壮大，使地主阶级感到了极大的恐慌。逃亡到光山的土豪劣绅和光山的地主势力相互勾结，对农民武装进行了血腥反扑。他们指挥该地的反动枪会，不断侵犯箭场河、田铺、泗店一带。吴焕先和当地领导人一起，组织群众武装，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英勇抗击。从1927年3月开始，沿黄麻和光山长达百里的防线上，双方共有10余万人参加了战斗。5月间，光山县桥南八保反动头子陈日辉带着1万多人的反动枪会，向吴焕先领导的农民武装扑来。吴焕先指挥农民武装抢占了交通要隘木城寨。战斗开始时，守寨的农民武装一见枪会匪徒个个袒胸露臂，手举大刀，来势凶猛，不免有些怯阵。吴焕先说：“别相信他们的鬼话，我们不怕鬼，不怕神，我们都是孙大圣!”他指挥农民武装用石灰罐、竹手榴弹、土炮、鸟铳等武器和敌人拼杀。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吴焕先带领吴先恩等人插入敌后，使敌人首尾难顾，仓皇撤退。最后，当地党组织又动员了3万多农民群众前来配合作战。经过7天7夜的血战，吴焕先率领农民武装一直打到陈日辉的老巢。
大革命的失败，使吴焕先的心头异常沉重，但也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他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曹学楷、戴季英等同志一起，提出了“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和“把持农民协会，把持并扩大农民武装，狠狠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等正确主张，并在广大群众中广为宣传，从而保持了群众的斗争热情。1927年8月上旬，为加强对农民武装的领导，统一筹划各区域的军事斗争，黄安、麻城两县先后成立防务委员会，吴焕先担任黄安县防务委员会和紫云区防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8月中旬，他带领箭场河农民武装主动配合湖北省麻城县自卫军打败了恶霸王芝庭的进攻，全歼王芝庭反动武装4000多人，活捉了王芝庭。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吴焕先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箭场河革命红学和义勇队又是攻城的主力，担任攻打黄安城北门的任务。他率领攻城突击队攻入北门后，直捣县府，生擒了反动县长贺守忠，接着又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群众。11月18日，黄安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宣告成立。12月，反动武装进行疯狂反扑。黄安城失守后，吴焕先为表达革命到底的决心，写下两首诗：“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尽管敌人逞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赤胆忠心为工农，气壮山河志不移。何惧今日艰苦多，坚持斗争定胜利!”
1928年春，吴焕先等同志转移到光山南部的柴山保一带活动。他在胡湾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潭洼建立了党支部，为开辟柴山保根据地打下了组织基础。4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再次在箭场河一带燃起了革命的烽火。8月，第七军进驻柴山保，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9年7月1日，在鄂东特委领导下，吴焕先率领箭场河的农民武装，同柴山保、官堰保的农民一起，在红三十一师的配合下，一举攻占白沙关。第二天，在白沙关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暴动大会。吴焕先、曹学楷、徐向前等出席了大会。白沙关暴动的胜利，使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向北推进了几十公里。翌年春，吴焕先、戴季英、陈子洲分别在卡房建立起3个乡的苏维埃政权，使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扩大。1929年12月，鄂豫边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新县陈店召开，产生了鄂豫边最高革命政权领导机关——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当选为主席，吴焕先当选为土地委员会主席。
吴焕先在任土地委员会主席期间，和徐朋人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吴焕先又亲笔起草了贯彻《细则》的计划。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对商南起义、六霍起义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30年，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吴焕先任特委委员。
卓越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人
1931年4月，正当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巩固之际，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根据中央指示，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同年10月，红军进行整编，吴焕先担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委。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他担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不久，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省委成立后，他又当选为省委常委。这就使他能站在最高角度，与曾中生、徐向前、曹学楷等同志一道，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在此期间，吴焕先着力抓了部队的思想建设，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每到一地，就立即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展宣传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在他主持领导下，部队宣传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地方工作、战前动员、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效果。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要求将打土豪得到的东西，除军需品交部队外，其余均分给贫苦农民。吴焕先随时了解情况，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帮助新区建立政权机构。他让宣传队帮助战士学文化，要求会认、会读、会写。他十分注意群众纪律，在部队出发前夕，都要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情况，发现铺草没有打扫，东西没有还清，就让部队搞好以后再走。
吴焕先与徐向前、徐朋人、曹学楷、陈定侯等同张国焘在军事、政治、经济路线上作过多次斗争。张国焘一到鄂豫皖，就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在新集召开强令贯彻他的土地分配政策的会议。吴焕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地主不分田，叫他们搞什么?”回到箭场河以后，他没有贯彻这一错误政策。张国焘为了把鄂豫皖党政军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借“肃反”之机，把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残酷地杀害。吴焕先对此极为不满。在“肃反”问题上，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和慎重的态度，坚决反对肃反扩大化。有一次，在部队突围的途中，他发现一个被绳子绑着的红军战士跟着部队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当他得知这人是前几天“肃反”抓出来的“返革命”时，气愤地质问：“哪有这样的返革命?”立即亲自给这位同志松了绑。又一次，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哭声，过去一看，才知道是一个14岁的“红小鬼”被打成“改组派”。他当即严厉地批评肃反人员的“逼供信”错误，把这个小同志领出来，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曾担任过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长和皖西北特委书记的郭述申，因为反对轻信口供，反对杀害两个师的干部，被张国焘定为“右倾”，撤了职，接着又被打成“返革命”，并将要遭到处决。这时，负责肃反的人找到吴焕先，逼他表态，他当即给顶了回去。在他和徐海东坚决反对之下，郭述申才幸免于难。
重建红二十五军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四次返革命军事“围剿”。10月，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线，向西转移，后至川陕。此时，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敌军15个师20万兵力的反复“清剿”之下。几乎村村遭血洗，座座房屋被焚毁，成千上万的老弱妇幼被集体枪杀。几千名青年妇女被装上汽车，贩卖到外地。国民党军队推行“驻尽山头，宰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的野蛮政策，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残。国民党还扬言，要于第二年1月底将红军全部“肃清”。在此严重的形势下，鄂豫皖地区急需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急需有一支强大有力的红军坚持斗争。正担任鄂东北游击司令的吴焕先挺身而出，他找到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建议省委把留在根据地的5个主力团尽快集中起来，重新组建一支主力红军，以扭转根据地的混乱局面，独立坚持武装斗争。
沈泽民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表示“应当重新组建一支坚强有力的主力红军”。“要组建就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说，“敌人也四处造谣，说红二十五军被他们消灭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红二十五军的番号恢复起来，把红二十五军的旗帜重新打出来。”
沈泽民说：“组建红二十五军，最重要的还是军长。所以得从省委成员中选一个。你不是任过七十三师的第一任政委吗?我看这军长的人选，非你莫属。”吴焕先认为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都很有限，自从黄麻起义以来，5年间，又从未担任过军事领导职务。所以，面对沈泽民的信任，他一时又感到难以接受。
沈泽民提议吴焕先任军长，是由于吴焕先是打游击出身的，虽未学过军事，但领兵打仗多年，有实战经验。在省委现有的领导成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吴焕先在任鄂东北游击司令的两个多月里，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吴焕先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被任命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在他的努力下，鄂东北地区(包括豫南部分县)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指挥机构，开始有领导、有组织地对敌人进行反“围剿”斗争。吴焕先要求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民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独立地坚持对敌斗争。他号召根据地军民“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救自己”。同时，他还着手健全各级党政组织，整顿地方武装。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吴焕先命令将所有埋藏的武器弹药拿出来武装各县、区、乡的赤卫队，并分别组织各县游击师、独立师、独立团、战斗营，在鄂东北包括豫南地区先后组建了两个独立师、六路游击师，地方武装很快就发展到5000多人，从而使全地区的斗争局势变得稳定而向前发展，对以后二十五军坚持根据地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鉴于吴焕先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沈泽民真诚地说：“你这鄂东北游击司令，我看就干得不错，有声有色。两个多月了，没有把鄂东北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域，就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当游击司令是打仗，当军长也是打仗，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吴焕先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选择。他说：“大敌当前，刻不容缓，省委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服从。当得了当不了军长的问题，我作为省委常委之一，啥话也不说了，奉命上阵就是!”
1932年11月29日，省委在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正式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全军共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原二十七师改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原七十五师番号不变，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红二十五军成立后，吴焕先把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了部队建设上。他一方面继续扩充兵员，筹备给养，积蓄力量；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在此期间，吴焕先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军部和2个师、5个团、2个特务营全部组建起来。他亲自深入到各师团，到各个连队去给干部、战士讲话。吴焕先号召大家：“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我们绝不能丢!我们大别山的红旗不能倒!战则存，不战则亡，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由于吴焕先等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迅速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之后，根据地力量分散、思想混乱的局面，开始了为保卫鄂豫皖根据地而斗争的新时期。
1933年2月初，正是过元宵节的时候，吴焕先忽然得到一个情报：原驻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国民党三十五师马鸿逵部，调至光山县新集(今河南新县)驻防。3月4日，该师一0三旅二0五团、一0四旅二0七团，进驻郭家河，接替了八十九师的防务。吴焕先马上找到省委领导，认真分析了敌我兵力情况，决心乘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之际，集中全军主力消灭该敌。省委当即同意了他所提出的建议，并要求红二十五军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3月5日夜，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红二十五军迅速集结在了野鸡笼。出发之前，吴焕先对全军进行了战前动员。他铿锵有力的语言极大地感染着战士们，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斗志。
吴焕先说：“敌一0四旅盘踞郭家河，企图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返革命的分区‘清剿’。现在，我们要趁敌军立足未稳，地形不熟，来一个先发制人，给敌人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红二十五军的铁拳头是什么味!”他的话音一落，战士们就高呼起了口号：“红军战士努力作战，革命必定胜利成功!”“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粉碎敌军分区清剿!”口号声响彻天地，气势恢宏。
部队冒着细雨，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后，于下半夜到达郭家河。吴焕先命令部队在一条山岭上停下来。山岭上有一处古寨，人称古石寨，残垣颓壁，依稀可见。吴焕先和几个师指挥员借着电光查看地图，研究敌情。警卫员们怕露出手电光暴露目标，每人拿件雨衣，在石寨周围又围了一层。
吴焕先向师指挥员们部署说：“七十五师兵力分两路，以一个团的兵力迂回到敌军右侧，抢占敌军背后的西山制高点。七十四师从正面进攻，直取敌旅部，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打掉敌指挥部，敌人就会全盘大乱，我们就可将其一举歼灭!”
3月6日拂晓，以徐海东指挥的七十四师为主攻的郭家河战斗打响了。红军以夹击合围之势，一鼓作气冲向郭家河街头，将敌分割开来，就地予以围歼。郭家河是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战斗一打响，各处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也在四周山头上呐喊，使敌人不寒而栗。敌人乱作一团，官兵各自不能相顾，四下抱头鼠窜。几股仓皇逃走的敌人，随后也被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手持锄头扁担的群众俘虏缴械。红军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将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毙伤敌数百人，俘敌团长马鸣池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枝、骡马百余匹。红二十五军首战告捷!
战斗结束以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拥来，街道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有不少群众怒不可遏地闯入俘虏群里，要敌人赔偿损失。原来，敌三十五师每到一地，都大肆宰食老百姓的耕牛，郭家河的河边上，到处都是敌人扔掉的牛犄角、牛蹄子和牛下水。借此机会，吴焕先对2000多名俘虏，当场进行了一番教育。他让部队把牛犄角、蹄子等全部从河边拣回来，堆在一起，然后向俘虏大声讲道：“三十五师的官兵们，你们睁开眼睛数一数杀了多少耕牛。你们才开来两天，就杀掉二三十头耕牛，长此下去，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老百姓痛恨你们，都是因为你们没有一点人性，造孽太深，天理不容!老百姓叫你们赔偿损失，完全是应该的。就是把你们几个当官的千刀万剐，也解不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今天，若不是红军纪律严明，老百姓会把你们砸成肉泥，用唾沫星子喷死!”
吴焕先接着说你们三十五师是从西北宁夏开来的。你们能够开出潼关，为什么不去山海关打日本，偏又开到大别山攻打红军?你们捂着胸口想想，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讲到这里，他不由得把双手叉在腰间，提高了嗓门：“我警告你们，从今往后，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哪个胆敢继续作恶，与红军为敌，绝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省委在郭家河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除了王平章、郭述申在皖西以外，沈泽民、徐宝珊、成仿吾、郑位三、戴季英、高敬亭、吴焕先等省委领导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沈泽民首先代表省委讲话，他对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吴焕先也以军长身份讲了话，他表示要再多打几十个胜仗，彻底打破敌人的“清剿”，尽快恢复广大乡村根据地。郭家河战斗后，吴焕先指挥红二十五军又接连取得了潘家河、杨泗寨两次战斗的胜利。通过三战三捷，全军迅速发展到1．3万多人，军威大振。
红二十五军的不断胜利，也使根据地局势开始好转。红军越打越壮大，根据地也相应地得到恢复和巩固。群众踊跃地参加游击战，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红二十五军这支组建不久的部队，已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新的主力红军。
血洒长征路
1934年11月4日，吴焕先收到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派人送来的信。信的大意是：由中央根据地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部来鄂东。第二天，吴焕先和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从葛藤山出发，沿途突破敌人的3道封锁线，每天行军百里以上，于10日傍晚到达河南省宣化店以北殷家湾。在沉沉暮霭中，吴焕先和在村头伫立等候良久的郑位三、程子华会合了。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连夜在花山寨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分散于各地的省委领导成员，大都从各处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程子华介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央军委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认真讨论了今后的行动计划。
省委的两位核心人物——徐宝珊和吴焕先都直接参加了恢复和开辟朱堂店、陶家河等边沿新区的斗争，经历了坚持鄂豫皖根据地艰难曲折的斗争，思想上已逐渐考虑成熟，都想尽早摆脱这种困境。吴焕先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认真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两年来斗争的形势，认为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的补充，红二十五军虽然还能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但也不易得到很大的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与会同志一致赞同他的分析。省委决定：(1)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根据地而斗争；(2)以京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为初步目标；(3)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4)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同时决定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
为迅速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西移至罗山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总共2980余人。
转移前夕，吴焕先代表省委在何家冲接见了罗陂孝特委负责人徐诚基、何耀榜两位同志，向他们交代了地下党的关系和秘密联络点，为他们分析了主力走后鄂豫皖可能出现的复杂险恶局面。吴焕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走后，鄂豫皖的斗争会更加艰苦，你们要以保持革命种子为原则。便衣队要设法向老区发展，等伤病员好后，可以组织几百枝枪作为机动部队，打游击和配合便衣队活动，但要避免同敌人的正规军作战，主要对付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
少数战士听说要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思想上一时想不通，有人甚至想离开部队去干便衣队。战士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吴焕先的心里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在家乡建立第一个党小组到创办三堂红学，从黄麻起义到重建红二十五军，大别山的沟沟坳坳都深深地印着他的足迹。然而，作为省委和全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必须总览全局，率领红二十五军摆脱眼前的困境，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于是，吴焕先亲自到各团、连讲话，解释省委决定战略转移的重大意义。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终于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了起来。
1934年11月16日夜晚，红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在省委和程子华、吴焕先等军首长的率领下，从罗山何家冲出发，踏上了艰难而曲折的漫漫征途。17日，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铁路后，一路受到民团阻击。吴焕先很注意斗争策略，尽量和民团避免冲突。他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与沿途阻拦的地方武装谈判，要求借路通过，互不侵犯。经过耐心说服，谈判成功。民团让开大路，甚至让红军从寨中通过，从而大大缩短了行军时间，避免了损失。
11月底，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从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这时正遇寒潮，风雨交加，战士们衣着单薄，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敌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抢先到达，封锁了公路，把红军四面包围起来。军部的一个参谋主任贪生怕死，骑着骡子边逃跑边叫道：“我们被包围了，过不去了，各自逃命吧!”一时间，少数人思想出现了混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吴焕先一手拿枪，一手拿刀，站在公路上振臂高呼：“冲上去顶住敌人，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随后，他举起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率领战士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红军战士在政委带领下，奋勇向敌人冲去。就连没有武器的脚夫也拿着扁担参加了战斗。经过血战，红二十五军打退了敌人的阻击，杀出重围，绕道通过许南公路，胜利进入伏牛山区。这次战斗过后，吴焕先表彰了作战英勇的同志，痛斥了那个参谋主任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对其执行了枪决。吴焕先治军严明，对损害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赢得了同志们衷心拥护，同时使全军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进入伏牛山区以后，省委看到该区反动围寨很多，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决定率领部队继续向陕南挺进。在过拐河时，吴焕先指定韩先楚部抢占河边的一个寨子。此时，敌人也从另一条路上奔来。红军手榴弹、长短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全军安全过河。这是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危险的一步，虽然全军上下已疲惫不堪，但由于吴焕先的深谋远虑，指挥得当，才化险为夷。
12月初，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程子华率领下，粉碎了敌人4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长驱千余里，从铁锁关胜利地进入陕南地区。尾追的敌人，全部被甩在后边。在行军途中，吴焕先骑在马上不是看报就是读书，到达宿营地就察看地形，布置警戒，对革命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耐心而亲切地向全体战士解释部队的行动计划和作战意图，不断地鼓舞部队的士气，这对于部队从罗山到陕南的胜利转移，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进入陕南后，红二十五军先后与阻拦的国民党军多次激战，又粉碎了反动派的“围剿”，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吴焕先又先后任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8月21日，在红二十五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师时，吴焕先却不幸在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祝辉）
